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四川师范学院，1956 年从南充迁来成都狮子山的时候还归于华阳县，再往东的龙泉则属于简阳县。那时，学校绝对处于偏远地区，从狮子山出去，全部都是乡村，包括现在的解放军第452 医院、成都市田家炳中学、龙舟路、成都市第十人民医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万科城市花园等地方都是农田，只有到了牛市口，才能够看到一些稀稀落落的街坊，而且主要是木质青瓦房，偶尔还有一些茅草屋夹杂其间。学校与牛市口之间只有小道，没有公路。要进城，只能够先步行到牛市口，然后才有公交车可乘。当初的牛市口在现在牛市口附近的蜀都花园的位置，从学校到那里，出大门向北，在红旗橡胶厂附近左转向西，穿上沙河堡、中沙河堡、下沙河堡，过沙河大桥，再继续朝前走，步行要一个多小时才行。

学校刚迁来狮子山的那会儿，学校自己拥有的交通车辆只有美国友人赠送给校领导的一部老式吉普车，至于客车、货车等其它机动车辆，都是没有的。对于教职工而言，自行车算是奢侈品。1956 年就来狮子山工作、后任校人事处处长的罗贵华介绍说，一些上了年纪的教师，体力难支，无法全部依靠步行进城，那也只能够改为骑马或者坐鸡公车。四川人口语中的鸡公车就是书面语中的独轮手推车。在学校附近，花几角钱就可以雇到一匹马或者一辆鸡公车，以此作为进城的代步手段。

原校党委书记杨伯安回忆说，他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会回学校，到成都的时候，天都黑了，城里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只有硬着头皮往学校赶。从牛市口到狮子山，一路田坎，一路坟堆，一路寂静，一路恐惧，还好，最后安全返回到了学校。

从1956—2002 年这46 年时间内，学校的大门是只有一道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北校门。20 世纪50 年代，在学校西南方向的外面、现在华润幸福里的地方有一个“八一”农场。1958 年，朱德总司令来八一农场视察，学校武装部部长牛盛其就是从这道大校门走出去参加保卫首长工作的。

学校迁到狮子山来以后，自己动手修建了一段进出学校的道路。这段道路大概有三四米宽，三四里长，有弯，有拐，有坡，有坎，从大校门一直通到红旗橡胶厂附近的成渝路边，步行要二十来分钟时间。在这条路同成渝路交汇处的右边角落，竖起了一大块长条形石碑，上面自上而下镌刻了“四川师范学院”六个大字，繁体，十分醒目。杨伯安老书记告诉我说：“那是鲁迅手笔。”我1985 年来这里读书的时候，这校碑都还在那里。后来市政府搞道路建设，就把它移走，不知搁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近些年，学校向市政府多次申请，希望恢复大校碑，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

从大校门到大校碑这段路最初是纯泥土路面，时间一长，路面就凹凸不平，天一下雨，满是泥泞，行走起来比较艰难。后来，学校又出面，把它改成了碎石路面。改造路面花费了不少时间，其间，行人不断，原因很简单，它是进城、返校的必经之路。一天，杨伯安骑自行车进城，刚遇到碎石才铺在路上没有夯实，一个坡路骑下去，自行车在松软的路面控制不住，连人带车一下子就冲进路边的水田，搞得个一身泥水，狼狈不堪。“嘿嘿——我算幸运的哦！”他脸上显得十分平静，“有个教职工的娃儿也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路上骑三轮车，一个家伙冲下坡去就摔死了。”

记得当初我来这里读大学的时候，这段路都还是碎石路面。

20 世纪70 年代的时候，成都市政府沿着成渝路开通了从九眼桥到赖家新桥的12 路公共车。从赖家新桥往回走，第二站就在红旗橡胶厂大门对面，这一站到大校碑只有二三十米，学校的人进城，都是先步行到这个车站。从九眼桥乘坐12 路车回来，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最好，这一站就离大校碑只有十米远左右。尽管进城返校都要用步行来解决从大校门到大校碑附近这段路程，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12 路公共车的开通，改善了学校进城的交通状况，是一个进步。

那个时候坐公共汽车还不兴磁卡，乘客全部是付现金的。售票员左手里拿着个木头或塑料小盒子，长十五六公分，宽七八公分，高四五公分，小盒子的上半部分用螺丝锁定了一摞一摞的车票，每一摞车票的面值都是不一样的，而小盒子的下半部分是特意留出的窗口，是用来盛钱的。售票员收了现金后，会把钱放进小盒子，再在小盒子上撕下相应面值的车票交给乘客。

最初，12 路的票价是5 分。对于有工资收入的教师来说，5 分钱是出得起的，但是对于经济状况普遍较差的学生而言，那却是有问题的。对于要节省公共车票钱的部分教师和拿不出公共车票钱的多数学生来说，要进城，都只有选择步行。

我读大学的时候，12 路车的票价已经提高到1 角了。这1 角钱，也是要难倒不少学生的，如果不想步行，那就只有逃车票了，逃车票的现象是常有的。等公共车开动以后，售票员便开始从前面挪到后面，再从后面挪到前面，进行查漏补缺式的售票，先收钱，后扯票。如果车到下一站停靠了，售票员就停止售票，转而招呼乘客上车、下车，等车重新启动后，再接着用同样的法子售票。一旦开始售票，那逃票的人就开始同售票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售票员在前面的时候，逃票人就挤到后面去，等售票员走到后面的时候，逃票人又拱到前面去了。由于车上的乘客常常是挤得满满的，所以往往用这种办法还能够成功躲过买票。

我们11 舍224 寝室的8 个同学中，有2 个都是有逃票经历的。学生宿舍是要进行灯火管制的，每天晚上大概11 点钟就要统一关电熄灯，熄灯以后一时睡不着觉，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冲壳子，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这其中就包括逃票的事情。有个同学高1 米68，身材清瘦，皮肤白皙，浓眉大眼，唇厚嘴阔，胡子短硬，头发浓密，乌黑坚挺，说起话来不缓不急，既善于叙事，又长于想象，所以他冲的壳子，也不知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有一天晚上熄灯以后，他躺在黑暗的蚊帐里，用坦诚的口气说，他也逃过公共车票，不是不想掏钱，而是因为确实掏不出来钱了。他说，越是看似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就越安全，所以逃票的时候，他上车后就故意坦然地站在售票员的身边，自始至终，她都对他不闻不问。不过，他那套法子也有失灵的时候。一天傍晚，他从九眼桥挤上12 路车的时候，衣兜连1 分钱也没有了，只好硬着头皮逃票了。他上车后，还是坚定地站在售票员的身旁，一路上，她一会儿喊这个人买票，一会儿叫那个人查票，唯独对他不怀疑、不清理。不料，就在车子到达大校碑附近车站、车快停下来的时候，她突然侧过身对他说：“同学，把你票拿出来看下！”他顿时感到十分紧张，满脸尴尬，同时下意识地把手伸入衣兜、裤包，装着寻找车票的样子，这个衣兜摸了又摸另一个衣兜，另一个衣兜摸了又摸这个裤包，这个裤包摸了又摸另一个裤包，边摸衣兜裤包边随人流涌下车去。直到他已经下车走出五六米远了，她都还在车上把脑袋伸出车窗对他高声喊叫：“那个同学，补一张票！”最后，他还是走掉了，没有补票，羞愧难当。

20 世纪80 年代，根据工作日程，阿尔巴尼亚的大使要来学校访问，于是，政府给学校划拨了二万元专款，用于改善相关道路设施。那个时候，物价很低，1985年的猪肉才8 角5 分钱一斤，二万元已经不是小数目了。依靠这二万元专款，学校对从大校门到大校碑这段路进行了改造，全部搞成了水泥路面，这算是交通状况改善的一个质的飞跃了。记得我们那时在晚饭后走出校门散步，一马平川的水泥道，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有坑坑包包、石头瓦块的东西折腾了，脚下感到非常舒适，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学校公共交通的改善是同敖正德老师的工作密切相连的。他早年在解放军第61 军组织部、川北军区组织部、解放军西南公安部队组织部任职，两次荣立三等功，1956 年转业来学校工作，先后任总务处伙食科科长、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常务副主席、校长办公室主任等职，热心工作，注重感情。其时，学校总务处的陈锡跃老师也是从部队转业来这里工作的，转业前在甘孜州军分区任副部长。也许是同为军人出身的缘故，敖正德老师同他不仅有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还有深厚的私人感情。后来，陈锡跃老师调离学校，出任成都市公共交通公司党委书记，两人交往不断，友谊更为深厚。考虑到学校师生进城难的这一局面，学校委托校长办公室敖正德出面，代表学校找到成都市公共交通公司，以同陈锡跃书记友善为基础，摸索解决学校公共交通困难的办法。在敖正德主任不懈的努力和陈锡跃书记热情的推动下，1975 年，市公共交通公司为学校开设“川师周末高峰班车”。每周星期六下午4：00，公共交通公司从九眼桥开出三辆公共车，中途不做任何停顿，直接开进学校，到达中心花园，这个过程一般情况下只需要17 分钟。4：30，三辆公共车载着学校的教师离开中心花园，中途也不作任何停顿，直接开到九眼桥才停靠下客，这个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只需要17 分钟。这三辆公共车就这样来回运客，直到6：30 才收车下班。“川师周末高峰班车”解决了学校教师周末进城的交通问题，深受欢迎。

大概在1980 年，经过协调，“川师周末高峰班车”改为38 路公共车，大校门为起点站，中途经过红旗橡胶厂、上沙河堡、中沙河堡、下沙河堡、罐头厂等站，双桥子为终点站。38 路车的开通彻底结束了学校师生进城只能依靠步行的历史，它是学校交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情，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记得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38 路的车费都还是根据车站的数量来计算的，一般是三站路1 角，四至五站1 角5，但是无论多少站，最多只能算到5 角。我见到的售票员一般都是二三十岁的女士，脑子转得特快，每次她走过来问我到哪里，我回答她到哪里哪里以后，她马上就可以告诉我要买多少多少钱的票，这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十分深刻的。

1995 年，成渝高速公路开通，38 路公共车的终点站也从双桥子延伸到牛市口。1996 年5 月6 日，学校向成都市交通管理局递交校字〔96〕024 号文件《关于请求将38 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延伸到城内的紧急报告》，很快得到批复，38 路公共车的终点站从牛市口延伸到了盐市口。从此，学校广大师生到市中区，再也不用中途换乘其它公共车了。1998 年，38 路的终点站进一步向市中心方向延伸，从双桥子延伸到天府广场，进城办事更方便了。

1985 年，学校在校生才4000 人左右，教职员工2000 人左右。1999 年，学校开始扩招，办学规模逐渐大了起来。2001 年，已经有在校生30000 多人，教职员工3000 多人，这大大增加了38 路车的压力。鉴于这种情况，2001 年12 月12 日，市公交公司为学校增开了79 路，起点站也是大校门口，缓解了进城交通压力。南校门开通以后，原来的老校门改称北校门。大批人转走南门进城，北校门日渐萧条，79 路起点站转移到了南校门，北校门只留下了38 路。

早年，从学校进城只有12 路，而且12 路只是过路车，沿途单位多，人多车少。几乎每一班公共车都是挤得满满的，不要说座位，有时候就连找个站位也是很困难的，车来了，一窝蜂涌过去朝上挤也就成了普遍现象，谁不这样做，谁就有可能无车可乘。在挤车方面，是很有讲究的，那就是，绝对不可朝着车门正中的方向上车，原因很简单，正中的方向无依无靠，遇到两边的乘客一挤，自己就出局了。如果确实想上得这班车，那么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顺着车身朝车门方向运动，只要抓住车门门框就成功一半了，再用力一拉，自己就上去，别人就靠边了。等38 路开通后，挤车的现象就少了，但是还是有车少人多的矛盾。由于学校大门外空间有限，公共车来这里回旋余地不大，所以每当38 路从外面开来接近校门口转弯的时候，虽然驾驶员不断地按喇叭，但是喇叭声早已被乘客的嘈杂声抵消掉一大半，这时候，坐在车门边的乘务员就会把头从窗口探出来，伸出右臂，用巴掌使劲拍打车身，同时，不断地高喊：“让开——，让开——，让开——。”乘客又才勉强让出一条路，让车子擦着自己的身体缓缓地转过弯、掉过头来。

鉴于38 路这种较为混乱的局面，学校相关部门是想了一些办法的，而且是很有效果的。我上个月在学校成龙校区档案馆，看到了一份共青团四川师范大学委员会1991 年3 月2 日发布的手书式文件，标识为团字（199103）号《关于加强对三十八路义务执勤管理的通知》。这份文件以校团委的名义，就38 路车义务执勤的工作开展提出了要求和进行了指导，条文十分详细。实际上，在校团委的组织下，各系以班团支部为单位，轮流到大门口执勤，维护38 路乘车秩序，其成效是明显的。我经常在大校门外看到，一些执勤的学生举着某某系某某专业某某班团支部的标语，头戴小红帽，义务维持乘车秩序，态度是一丝不苟的。后来，标语不见了，小红帽不见了，排队上车的习惯基本养成了。

2001 年5 月9 日，学校向省教育厅递交校基字〔2001〕第10 号文件《关于四川师范大学新建南校门申请立项的报告》，30 日，学校收到省教育厅发布川教计〔2001〕94 号文件《关于四川师范大学自筹资金新建南校门立项报告的批复》，随即开始南校门修建，很快完成了修建。从南校门出发进城，经过省农科院试验田可以直接到达沙河边，从而省去了红旗橡胶厂、沙河堡那一大截绕路，所以出北校门的人一下子少了下来。不久，79 路公共车从北校门调整到南校门，起点站由北校门变为南校门附近的蓝谷地。成龙路建成通车后，政府开辟了从成仁站到半边街东站的336 路、龙泉汽车总站站到成仁站的332 路、从九里堤站到红沙村站的56路、从金泉路站到蓝谷地站的43 路、从三圣乡花卉市场站到五大花园站的343 路、从东洪路站到三元社区站的533 路公共汽车，这些车都要经过学校南校门，在南校门都设有车站，从南校门进城非常方便了。2006 年，从北校门起始的38 路停止营运，北校门口没有以学校为起始站的公共车了。

学校在北校门外开发出明珠苑商业住房区以后，又开通了从明珠苑到北校门的公路，进城比经过红旗橡胶厂、沙河堡绕一圈近多了，但较之从南校门进城，却也还是要绕很大一段路程，加之北校门外的道路两边几乎都是商铺、民房，道路狭窄，难于拓展，所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少了。要出北校门坐公共车进城，只有步行到大校碑附近或明珠苑外的成渝路边才行了。不过，在北校门外乘坐出租车还是很方便的。现在，在明珠苑过来跟原来到红旗橡胶厂方向的道路交汇的地方，正在兴建地铁车站，等到竣工投入使用以后，学校师生进城的时候就又将多一个重要的选择。

（作者系我校外国语学院教授、应用技术学院副院长。）

作者：张叉
编辑：张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