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校区是我校兴建的第一个新校区。建设这个校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当时因急速扩招给学校带来的教学资源严重短缺的困难。1999 年学校开始扩招后，学生人数迅速由 1998 年的 8000 多人上升到 2000 年的 40000 人，教室不够，学生宿舍不够立刻成为学校硬件方面的短板。说起当时的情况可能现在的人还不太相信。当时，几乎一切能住人的公共用房都被临时改建为学生宿舍。比如，当时的幼儿园、学校车队办公室、化学学院实验大楼的部分房间统统都住进了学生，这些地方根本不具备学生宿舍的基本条件，没有配套的公共厕所和基本的供水设施，学生的安全管理也在极大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校区面积，改善办学的硬件条件。于是，学校首先瞄准了当时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农科院的土地，也就是现在万科城市花园的所在地块。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与农科院谈土地购买的事宜，但谈了若干次，都在价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土地价格谈判的同志给我建议，由我和封小超校长出面找一下农科院的主要负责同志，试图通过所谓的“高层对话”来打破僵局。我和封校长商量后，决定亲自到农科院和其负责同志商谈此事。但没有料到的是，对方根本不愿意见我们，几次婉拒了我们的约见请求。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适逢农科院班子调整，新班子根本就没有卖地给川师大的打算。
买农科院的土地未遂，学校扩容的问题又迫在眉睫。但当时谁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学校班子主要想到的是用学校周边的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离开本部到其他地方兴建新校区的想法。后来，文学院在龙泉驿区洪河镇买了一块土地，并与当时的博雅公司合作共建了一个文传学院，学校由此得到启发，决定与龙泉驿区政府接触，在文传学院比邻的地方购买土地兴建新校区，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按一亩 5 万多的价格购买 3 千亩土地的协议。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龙泉驿区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动，新来的负责人不愿意履行我们与龙泉驿区签订的协议，提出要重新变更协议内容。变更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原来的价格太低，要提高价格，第二，原来出售的土地数量过大，要减少出售数量。本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根本不具有和对方进行法律诉讼的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接受了重开谈判的要求。在重开谈判的那天，双方都组建了庞大的谈判队伍，学校方由我和封校长带队，对方由龙泉驿区主要负责人带队。谈判交锋主要在双方负责人之间展开。现在想起这个事情来，我都觉得我们相当外行，因为任何协议并不是由双方主要负责人直接去谈成的，应当是具体部门谈好后由双方负责人出面签署，这样才能给谈判双方提供比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谈判直接破裂的危险。但当时由于时间紧迫，对方又早已有将这块土地作为企业用地出卖给其他企业的打算，而且我们也通过一些渠道得知，如果当日上午谈不成，下午，对方将和其他企业商谈该块土地的出让。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都在各自所开条件下作了一定的让步，最终达成了出让协议。
协议达成了，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怎么筹措土地款。当时学校的财力十分有限，连基本的教学工作秩序都难以维持，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这笔巨额的土地款和即将发生的建设用款。于是，我们想到了到银行贷款的路子。开始，我们找到工行，因为工行一直是学校资金往来的开户行，但工行提出要有担保抵押才能贷款，这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川师大的所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不能用作担保抵押物，工行提出可以用该块土地的产权证做抵押。但问题是，土地都没有买到，何来的产权证？此时正是农行从农村金融向城市金融扩展的时期，农行表示愿意提供贷款，其提出的条件是将学校部分金融业务交给他们做。学校于是将部分学生的学费收取业务从工行剥离出来交给了农行，土地首付款的问题才算基本解决。
土地首付款支付后，学校就开始筹措东校区的建设资金。在当时，银行禁止向国有事业单位贷款的政策并没有彻底废除，学校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来筹措建设资金。所以，建设资金的筹措又成为学校的一大难题。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 BOT 融资方式，学校决定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于是在校本部新增加的土地上陆续引进了南洋集团和大家公司，修建了体育馆和南洋学院的办公和教学设施以及学生宿舍，在东校区首先引进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主要负责修建美术馆和美术学院的教学设施。后来又陆续引进了天朗气清公司和某公司，天朗气清公司主要负责修建狮子山校区的天朗气清大楼和东校区的学生食堂，某公司主要负责修建当时的外事学院的教学用房，东校区的学生宿舍则通过学校投资公司对外招商来统一承建。这种做法，被封校长概括为“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带来的非议很多。有的人说这是乱来，有的人说川师大到处找人要钱，还有的说川师大就是一所靠别人的钱来改造自己办学条件的“希望学校”。东校区于 2001 年动工修建，2002 年秋季就开始投入使用，建设速度之迅速，令人称奇。当时有的人把其称为“深圳速度”，但我们自己不这样说，而是称为“川师大速度”。
东校区投入使用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办学资源紧张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学校的招生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教育部开始启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在教育部的评估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生均用地指标，当时就是把东校区算上，我们也达不到这个要求。要通过评估，学校就必须继续扩大校区。鉴于狮子山校区和东校区周边已经无地可用，学校决定到温江开建新校区。经过实地考察，学校打算在西南财大温江校区的附近购买土地，并与温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后来龙泉驿区又主动与我们联系，愿意在龙泉驿区范围内给我们提供建设用地，于是我们放弃了同温江区的合作，转而与龙泉驿区政府签订了用地协议。当时谈成的价格是 19.5 万元一亩，总面积为 1950 亩。但是，学校当时没有料到，龙泉驿区根本没有卖地的指标，要使用这块土地，必须由学校自己去争取用地指标。在当时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国家对土地资源管得很紧，500 亩以上的建设用地需报国土资源部批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通过与省级有关部门的反复联系，终于将此用地项目作为省政府的重大项目确立下来，并用省政府 2004 年和 2005 年两年的用地机动指标才解决了成龙校区的土地指标问题。
在建设成龙校区的时候，银行已经废止了不得向国有事业单位贷款的规定，而且还把高校贷款作为其新的业务增长点，因此，成龙校区的土地款项和建设款项再也没有采取东校区那种 BOT 模式，而主要由银行贷款来解决。在修建成龙校区的过程中，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这次地震给成龙校区建设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是部分在建建筑物受损，其中受损最大是图书馆。因为当时图书馆正在建第八层，地震当天浇筑的楼层是否凝固好，是决定后续施工的关键。由于当时省内相关的检测设备已被全部调往灾区，学校只有请省内的建筑专家凭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筑专家到工地考察后，认为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施工。在该楼修到第十二层的时候，原来调往灾区的检测设备已经陆续回归相关单位，于是学校又请有关部门用仪器对该楼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地震当天浇筑的第八层的水泥凝固度没有达到建设要求。最终不得不将八层及其以上的楼层拆掉重建。第二个影响就是建筑材料的供给。汶川地震发生时，成龙校区正处于建设的高峰期，当时仅每天需要的水泥就高达两百吨。地震发生后，灾区重建成为全国的首要任务，四川的水泥被政府优先安排到灾区使用，成龙校区原来的水泥供应链断裂。建设面临停摆的危险。建设指挥部的同志非常着急，寻找水泥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听当时指挥部的同志说，为了保证建设不致停摆，他们甚至派人到公路上拦截运水泥的车辆，找到一车算一车，靠这种办法是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由于当时学校的当务之急主要是维护地震期间师生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秩序以及安全问题，成龙校区的建设问题并没有引起学校的关注，拦路找水泥的这类事情学校并不知晓。大概是到了 2008 年的6 月份或 7 月份，时任指挥长的副校长严余松同志和任副指挥长的规划建设处处长杨致虹同志向我汇报成龙校区的建设问题，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建设停摆不仅影响到工程的建设进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多个建设单位因工程停摆导致的误工损失最终都要计入建设成本，学校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时任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的王光四同志帮忙协调这件事情，因为我和他曾经在重庆的秀山县共过事，个人私交很好，过去他也为川师大解决过不少困难，再加之我认为发改委的权力很大，这点事情只要他肯帮忙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电话打过去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说我找错了人，因为发改委只管项目和计划安排，并不管生产上的事情，这类事情归当时的经委管，他叫我直接找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张玉山同志。好在张玉山同志也是我的朋友，我就找到张玉山同志汇报了我们的困难，希望他出面协调此事。张玉山同志马上指派经委的一个处长和我们一起赶到德阳的一个水泥厂，协调解决水泥供应问题。经过经委的协调，最终达成了按市场价格每天供应两百吨，持续供应三个月的协议，至此，困扰成龙校区建设的水泥供应问题才算解决。
（作者 2000 年 9 月—2014 年 3 月任我校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