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大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部字典的编撰出版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这部字典的成功编辑出版不仅凝聚了师大人的智慧,其背后也浸透着师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心血。当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20 世纪90 年代第一个春天全书问世的时候,我校冉友侨教授和王均能校长一道专程去北京接受党和国家最崇高奖励时,这部包容两千多万字的巨著的巨大意义也就被正式宣告出来。这部巨著即是被称作“中国最大字典”的《汉语大字典》。
这部字典的编写起源,要追溯到1975 年。那一年,正在病中的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国发〔1975〕137 号文件,下达了编写《汉语大字典》的任务。这一任务随即成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并由川、鄂两省共同来承担。四川第二编写组在我校党委具体领导下于1976 年2 月初建立,编写队伍以我校中文系为主体,并从西南民族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教育局及工厂、部队等单位抽调人员共40 多人组成。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字典编写组的同志们,恰逢人民总理逝世的悲痛日子,大家一致挥泪立誓:“为改变祖国文化落后的面貌,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我们愿舍弃个人的一切,努力编出大字典,为祖国争光。”
这一字典的编写过程长达15 个年头,其中所饱含的诸多辛酸与汗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禁让人热泪盈眶。15 年的寒来暑往,可以让人见证多少世事沧桑,亦能让在外奔忙的人们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一步一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对于这部字典的编写组而言,这15 年的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因为它的编写是悄无声息的。当我校老卫生科楼(现在四教处)靠中心花园一侧的几个窗户常常透出不眠的灯光时,当老教授由匆匆步履换作手杖助步,频频出入这座破旧楼房时,有多少人知道这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名副其实的“陋室”竟是这部被称作中国字典史上的“里程碑”的摇篮。
除了征服岁月的不断流逝,我校的编写组成员还克服了种种数不清的磨难。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光鲜的结果,而不会去想象背后的黑暗中的准备。”1975 年冬,国家的政治气候如同当年的严冬一样严峻。在那个不崇尚科学的岁月里,搞科研就意味着担“风险”。然而我校的33 名老中青字典编写组成员,却顶着朔风走进老卫生科大楼的那个角落。场地小、资料缺、时间紧、要求高。虽有众多老专家披挂上阵,但同时又有不少新手需要培训。虽有国家专项拨款,但使用起来仍感经费紧张。更重要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要静下心来“查古阅今”是何等地不容易,创业艰难,几多坎坷!
1976 年夏,正当字典编写工作起步的时候,极“左”横行,刮起了编字典也要每个词见阶级斗争,儒家和儒家著作成了众矢之的。编写组的同志们压力很大,对某些词的入典举棋不定,冉友侨教授当机立断,不管哪家,只要内容健康,释义准确,例句精炼,证据可靠,都可制卡入典,使编写的基础工作少走了弯路。
而且在编写队伍里,有不少像冉教授这样的老教授、老教师,他们精通语言文学,对大字典形音义方面严格把关定向、审稿,乃至制卡,一一躬亲,他们放弃了个人的科研项目,牺牲了无数个节假日。有两位外校来参加编写的副教授,是编写小组长,十年如一,不分寒暑晴雨,每周按时从住地挤车来字典组工作,为了集中精力编字典,他们甚至请求原校将他们招收研究生的计划推迟了。
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一批曾经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中年骨干教师,他们常常坐班编稿和处理组内有关编务工作,担负着编写的重任。这些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繁重的脑力兼体力劳动的教师,加之几十年积劳成疾的多种疾病,使他们超负荷运转。有位讲师,食道三次大出血,两次止血后即重返岗位,直到第三次出血确诊为食道癌,才被迫离组。术后仍恋恋不舍地说:“等我好了,还要回来编字典。”一段时间,教学时数的多寡成为评定职称的主要依据,而职称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水平高低和提级、分房的重要条件,同时,业余有酬劳的邀请信息也微笑着向他们走来。是走还是留?他们当中也曾有过踌躇。然而,大字典的编纂出版是祖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大事,怎能见利忘义?结果,没有一个人为私利而离开队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组里川师中文系73 级毕业的年轻人和资料组的同学也边干边学,为大字典撒下了辛勤、智慧的汗水。
就是在这样无比艰难的情况下,这部充满艰辛,充满甘苦,作为两千年代见证的伟大力作诞生了。然而,当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语言文字界都为之振奋的时候,编写组的同志个人得到了点什么呢? 15 年风雨,让白发悄悄爬满了老专家们的头。当年的中青年,而今也是“层林白染”,他们牺牲太多,付出太大,但他们所得的稿酬,最多也未超过一千元。他们没有被请去做轰轰烈烈的报告,他们的照片没有放大挂进橱窗,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将他们送上领奖台。编写组悄悄地解散了,就像当年悄悄地聚合起来一样。编写组的成员悄悄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就像当年从各自的岗位奉召聚合在一起一样!“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谁说不是呢?假如冉友侨教授、刘君惠教授们不是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得意之作”,15 年,他们应当有多少部自己的专著!他们没有计较这一切。只求国家和民族的承认,党和人民的理解,这是编辑组成员最大的满足。
1991 年4 月11 日,学校领导为大字典编写组校内成员举行庆功大会。照样只有一杯清茶。临近下午6 时安排了一顿便餐。鏖战了15 年的三代人,围坐在一起,开怀畅谈。请听听当时冉教授的讲述:“没有爱国精神,没有革命干劲,没有为中华民族、为周总理争口气的志气,这部字典是编写不下去的。”请听听当年刘君惠教授的声音:“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是它的语言、它的文字、它的历史。有人拿莫须有的价值观念否定我们民族的历史,这是在犯历史性的错误。”再请听郭诚永、方夏两位先生的感叹:“创业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们没有偷懒,问心无愧地完成了任务。在《汉语大字典》的整个编辑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力量,一种精神支持者编写组成员,这就是周总理的遗愿。”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汉语大字典》刚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轰动。1986 年,一卷本出版,立即被列为全国出版界十大事件之一。1987 年,二卷本发行,一、二卷本获当年优秀畅销书奖。1988 年,被收入《吉尼斯世界大全》,被誉为当今世界汉语字典的“世界之最”。《汉语大字典》副主编冉友侨教授说过:《汉语大字典》不是一般的科研性字典。它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当该书的八卷本连同副卷本被送到联合国时,那里的中国人是如何的欣喜若狂、扬眉吐气。我国从此结束了“大国小字典”的历史!
如今,30 年左右的时光过去了,我们只能通过翻阅这样一本字典,从这部字典的字里行间里寻觅到当年这一批工作者的艰辛与苦难。不过我们始终坚信,文本与思想的价值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凸显的。用当年胡乔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汉语大字典是中国文化史上创建的一座语言文字的丰碑。”我们坚信,所有编写组成员所付出的心血,终将会被载入史册。
(作者唐志成1995 年12 月—2006 年2 月任我校副校长,作者黄各系我校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记者、政治教育学院伦理学专业2013 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根据校报1991 年第227 期唐志成文章《呕心沥血,十年一书》、1985 年第150 期吴蓉文章《十载心血著丰碑》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