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 1952 年的“院系调整”以外，我校变动最大的一次是从南充迁往成都。校址即选在成都东郊的狮子山。这次我校为纪念建校 40 周年，嘱我写点回忆录。在执笔的过程中，我校在狮子山艰苦创业的旧事，历历如在目前。不知怎的，我曾为建校而付出过一分辛劳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记得，那是 1956 年暑假的一天，由于迁校，我们十余名教师乘坐一辆露天大卡车从南充向成都进发。这车厢装满了行李，教师们都以“高屋建瓴”之势，坐在行李的高头。经过两天的颠摇，卡车由现在的校碑处，转了个弯，驶进了狮子山。这时，它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因为既看不到住家户，也看不到校舍；但虽然是“山”，却又看不到什么树木。车子边开，我心里边纳闷，学校到底在哪里？突然间，车子刹住在眼前惟一的两栋青瓦宿舍之前。这就是后来的教工第六、第七宿舍（今“动力科”左侧）。由于楼板不隔音，当晚楼上楼下一阵洗脚声响，接替了大卡车的轰隆声，不免影响人们的眠息。但不管怎样，几天来风尘仆仆，总算得到了安身之地，终于心满意足地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早晨，我以好奇的心情，在这山区里，也就是学校内，散着步。据我的回忆，全校的建筑，除了我们住宿的两栋青瓦宿舍之外，还有一栋学校行政办公室兼校医室，即现在附属小学靠南的那排平房；不过当时似乎没有现在这么长，只有一半长的光景。学生食堂正在施工，好像就是现在没有改建前的学生三食堂；听说学生还有一栋宿舍，我没有发现它在哪里。由于这寥寥三几栋建筑，面积又那么小，而且东西南北，各据一方，故狮子山显得空空荡荡，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
但是，这里究竟是一处高等院校，没有教室怎么上课？古人说：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两句话，很可以说明我们在狮子山创建这所高等师范院校的艰苦性。事实上，我校当时连一间教室都没有，只是临时搭了无数的敞席棚作为教室。我记得，从现在的“小盐市口”直到现在的“动力科”，沿路左边全是敞席棚，前面并无门窗，就像市面上的小摊贩那样。人们都知道，现在新建图书馆处，原来是印刷厂；而很少人知道这所印刷厂的前身，原来也是一排席棚教室。我来狮子山的第一堂课，就是在这个“教室”里讲的。在这些路旁席棚里讲课，实在是个考验。路上的人来来往往，声音嘈杂，有时声调之高，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且席棚之间并无隔音设备，教师之间，讲课互相干扰；为了使学生听得清楚，我曾竭力提高嗓门；但隔壁的嗓门也不得不随之而提高。仿佛在进行“男高音”比赛似的。雨天上课，外面大下，里面小下，躲不胜躲；热天，太阳晒透席墙席顶，教室有如蒸笼；冷天寒风扑面，并没有遮风取暖的设备，像我这样体弱的教师，感冒成了“多发病”。所谓什么“空调”、“电扇”之类的新名词，连听都没有听到过。但就是这样，师生并没有半句怨言。至今，还有不少当年在席棚听我讲《凤凰涅槃》的学生，还津津乐道当时听课的专注和浓厚的兴趣。我校现在有不少教学和领导骨干，就是当年在席棚里培育出来的，而且这样的人才，也散布在全川，乃至全国。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最近又在全校走了一圈，希望能牵引起一丝回忆线索：
进了校门，右前方矗然而立的六层教室大楼，或呼为“大白楼”，最引人注目，是我校整个建筑群的最高峰。一般人可能认为那里原来不过是一栋小小的红瓦建成的校医室而已；但我初来时，那里并没有校医室，只是一片齐腰深的荒草地。说不定当时还藏有什么兔子之类的野兽；因为我校的围墙，是后来才修建的，那时并没有什么遮挡。走到“外办”以南，那排整齐而优美的大片教工宿舍区，我初来时，那里还是一个大水塘，周围是水草交际的沼泽地带。每当夏雨淋漓，蛙声震耳，扰人清梦，连觉都睡不稳。
我现在住的新十六栋那三座楼房，原来是教工五灶，这是大家记得的。但现在这排楼东头那条南北水泥通道的中间段，至今每当落雨，即积水一两寸深。铺路时是平的，现在为何陷下了呢？据我的回忆，在还没有修建教工五灶之前，这里也是荒地。刚来山区时，为了解决师生的吃水，决定在这里打口大井；而挖了宽深各约数米的大坑，并不见水，就填上了。今天陷下去的路面，就是年当填土疏松所致。这也算是在前后左右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间，所留下的一点历史痕迹吧。过去，每当雨天，路面积水，大家绕道而行，我总是埋怨学校基建部门为何熟视无睹，不把路面补平？现在看起来，留下这点艰苦建校的遗迹，也还是很有意义的。
前面已讲过，现在正在兴建的我校最高大、最宏伟的图书馆建筑群，最早的原始旧址是席棚教室。因此，近几月来，我每次经过建筑工地，总有一种矛盾情绪。一方面为我校的日益兴旺而感到欣慰；一方面又觉得把原来的席棚教室留下一座，摆在那里，作为纪念，不也是“勤俭办校”的好教材吗？
现在我校的绿化，在全市高校中，应当说是第一流的。将进校门，两边绿树成荫；校内有些支路，夏天像是走进绿色长廊，遍体生凉。从整体来讲，颇有些古人所说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气象。当然，“小白楼”一带的校园，布局曲折有致，花木扶疏葱茏，俨然是个小公园；再加上，晨夕之间，三五同学，书声琅琅，确实又是一派高等学府的幽美景色。我最喜爱的，还是在图书馆附近散步。那里，春天的海掌，红映朝霞；夏日的荷花，亭亭呈艳；清秋的丹桂，甜香四溢；遗憾的是缺少寒冬的红梅。我想，将来新馆落成，一定会补栽的。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输血管，为它而付出一点代价，是值得的。
说到绿化，不禁又引起我一段回忆。记得在建校之初，校领导曾指示过，要尽量保留山上原有的树木。其实，那时这里除遍地荒草之外，全山仅有两株较大的树惹人注目，这就长在现在中文系与数学系的办公楼之间的路边。是高约十米的木奂子树，果子可以代替肥皂。秋季果子落地，大家拣来泡水洗衣、洗头。树下当时还有一个高不过两米、长不到三米、破烂不堪的小茅草房，是农民迁走后所留下的。这两株大树，应当说是我校“绿化之祖”。后来因枯残欹斜，怕倒时打伤人，不得不锯掉。我尽管曾有些惋惜之情，但新陈代谢，只有如此。
古人常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认为培育人才，固然是长期的事业，而建设一座学校，又何尝不需百年？我校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竟已初具规模，确实值得庆祝。有人说，我们这些老人是“建校元勋”。“元勋”当然说不上，但从建校以来就跟学校同荣枯，共命运，这一点是值得自豪的。尤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校的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在前进。在这段时间里，我虽已届耄耋之年，竟怀有一腔与学校建设竞赛速度的热情。校内每一巨型建筑动工，我内心总是默默地自我约定：这项工程竣工之日，我决以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作为献礼。这十年来，化学大楼竣工，我出版了《屈赋新探》；“小白楼”竣工，我出版了《楚辞类稿》；“大白楼”竣工，我出版了《语言之起源》；这次，图书馆的巨大工程开始，我早已准备用正在赶写中的《屈学答问》的出版，来庆祝它的落成典礼。因为，我深深地懂得，一个高等学府的地位和声誉，取决于教师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我既不能为眼前的层层高楼添砖加瓦，却应当为我校在海内外的学术地位争光夺彩。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对学校的祝福！
写于 1991 年 5 月 23 日
（本文选自汤炳正先生遗著《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