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四川师大历史的人都知道，川师大的前身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是在东北大学 遗留三台的办学设施和师资上创建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东北大学内迁三台办学，就 没有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创建；而没有东大前校长臧启芳，也就不会有在战乱中屡 次迁校坚持办学长达 10 年之久的东北大学。 

臧启芳（1894—1961），辽宁盖平人。东北大学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主持 校政达 10 年之久，是东北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带领东北大学或长或短 地经历过北平、开封、西安、三台、沈阳五地办学，堪称名副其实的“流亡校长”。 其中，在三台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青年时期，他曾赴美留学，研究经济学、财 政学。1937 年接手东北大学之前，他先后担任华北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东 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历任天津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天津市市长、东北行政长官公署 地亩管理局局长、江苏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61 年在台湾病逝。

临危受命  继往开来

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大学这所有张学良背景的学校，国民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停 办解散，或者迁到青海，让其自生自灭。大局如此，尽管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也不 敢公开表态。而时任江苏省无锡区督察专员的东北人臧启芳坚持立场，力陈东大不 能停办，但让臧启芳未曾预料到的是，教育部后来竟下令让他接管东大，东大何去 何从？对臧启芳而言，真是一个莫大的考验。

作为教育部指定的代理校长，臧启芳对教育部的意思心知肚明。若听从上级指 示，有违良心，因为教育与政治是两回事，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东大是东北 唯一的高等学府，怎能因政治问题而毁灭一所大学？他不忍心。但调任又是政治需 要，不听，后果严重。而他有那么大的力量左右局势吗？如果仅仅是为了不愿承担 后果，他可以辞职逃避。但他不能。其中，更重要的是，他对东大有份难以割舍的 感情，他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挽救。

然而臧启芳接手东北大学却并非一帆风顺。1937 年 1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 臧启芳到北平接收东北大学，由于曾有传言臧启芳与张学良有政治恩怨，因此，当 时的东北人士，包括东大师生，认为这一任命是中央政府要从张学良手里抢走东大的指挥权，用 CC 派（注：指国民政府要员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背景的臧启芳 介入以达到目的。臧启芳遭遇抵制，处境尴尬。因此，教育部就把他召回南京。约 1 个月后，臧启芳才在开封校区和西安校区再次执行代理校长之职。其实臧氏当时 并非为求名利，而是用心良苦地要维持东大存在，让家乡子弟有就学和栖身之所。

而教育部依然坚持要东大向青海迁移，并对臧启芳下达了指令。这时臧启芳 接收东北大学才半年，屁股还没坐热。果应命实施，大多数教职员是不会前往当 时尚为蛮荒之地的青海，东大的命运也就自然中止了，这无疑是对东大的流放！ 走四川，已是唯一的生路。但由于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而且接纳东大还有 政治风险，所以东大迁川的请求被川内各地接二连三地婉拒。所幸后来得到四川 三台县长郑献徵的接纳，并蒋鼎文将军的慷慨解囊，在教育部不给经费的情况下， 东大几百师生，安全迁移到了三台。迁校入川，先斩后奏，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 获得教育部的追认。这一奋斗的成功来之不易。臧启芳的二儿子，居于美国西雅 图的臧英年先生评价说：臧启芳当时要维护东大的存在，是志在必成，尽其在我的。 可以毫不夸张说，臧启芳敢冒受处分的风险违令迁川，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 了东北大学。

当时的三台，据姜亮夫回忆，“只有两座破庙，宽大倒是有余，破烂得实在不 可想像。”然而，仅仅 3 个月后，破庙就被整理得大变样，学校的基本功能就划分 出来了。而其后不到一年时间，三台的东北大学就初具规模了。短时间内破庙换新 颜，毫无疑问得归功于臧校长的“精明”。也许有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臧启芳到 三台一年多之后就把“代理校长”前面的“代理”二字去掉了。在他任职校长期间， 东北大学处于流亡时期，条件艰苦，但他仍努力创造让师生能够比较自由地从事学 习和研究的环境。

唯才是用  公正透明

要办好一所大学，师资力量是关键。臧启芳掌校任职的准则是：“我聘请教授 一向无区域之见，我所示的是学问品格，不问他是哪校出身，哪省人士，哪国留学， 这可以从先后在东大任教的教授名册中看出来。”这一准则实施的结果是，群贤毕 至，饱学之士纷纷到来，使东大成为众多优秀学人的荟萃之所，如历史系蒙文通、 金毓黻等；中文系陆侃如、冯沅君等；化学系李家光、蓝蔚丰等；法律系赵鸿翥等。 据统计，1938 年东大各院系仅有教师约 45 人，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7 人。到 1944 年 7 月，文、理、法商三院均是人才济济，全校教授、讲师、助教已达 80 余人。

臧启芳担任校长期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除力图礼聘名家，自主各界学术 权威外，不拘一格，敢于高聘，如赵纪彬、杨荣国和姚雪垠教授等，并无高学历， 但均系自学、苦学成才，有著作问世，东大就敢聘为教授，因此师资力量得以扩充。

学生们更是获益匪浅。有名师在校，东大教学和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发展。学校1938 年 5 月在三台复课时，只有二院四系（即文学院、法学院；中文系、史地系、 经济系、政治系），到 1944 年 7 月底达到三院十系（即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 院；中文系、外文系、史学系、数学系、化学系、地理系、法律系、经济系、政治 系、工商系），学生也从 283 人增加到 552 人，并从 1941 年开始接收硕士研究生。 东北大学几经磨难，再次进入了国内一流学府之列。1942 年初，教育部部长陈立 夫到校视察，住了两天，对于校中所有设备、教学精神以及学生体育军训，皆颇嘉 许，认为在迁到后方各大学中比较以东大为最佳，报告蒋介石批准，奖以七万元给 学生作制服。

开明宽容  宣导自由

臧启芳担任东北大学校长十年间，开明宽容，宣导学术和言论自由。各种社团 和活动，各种观点和展示都蜂拥而出，百鸟争鸣，百花齐放。

学术期刊方面。在三台期间创办了《志林》、《东北集刊》、《经济季刊》。不 光本校教职员工所撰写研究论文可刊，学生作品经导师审阅认定，也可刊登。《经 济季刊》更是为学校师生辩论会、演讲会成果提供发表机会，其办刊宗旨还提到“本 刊一本爱好真理，实事求是之精神，决不溺于一家之言，一派之说。”学术自由可 见一斑。

学生团体方面，数量众多，据校方 1943 年统计，各种社团达 50 多个。这些社 团活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有如繁花竞放。学术团体有东北问题研究社、壁报联 合会、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化学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等。这些学术团体的宗旨均 为“联络感情，砥砺学行。”艺术团体有青年歌咏队、抗敌国剧社、话剧社、新生 歌咏队、川剧社等，并可公开表演。每学期，对各学术团体，学校还定专题，备奖 金，举行写作比赛，以资鼓励。

当时学校认为，学生团体可便于学生于课余时间从事讨论与研究，因此宣导学 生组织各种团体。范如富曾这样评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人民没 有言论自由。为打破这种局面，壁报便成为一种合法斗争工具。”所以东北大学的 学生为了宣传抗日和民主，纷纷成立壁报团体。而校方为满足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壁 报，特意将校门左右墙壁让予壁报张贴。那时的情形，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臧启芳校长曾亲自召集各学术团体谈话，对壁报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表示学校的 重视与鼓励；第二是提出文字要大方，批评要善意；第三是新闻性壁报要体现真实， 同时通过壁报练习写作，尤其是训练“心术”，促使社会向善。臧启芳作为校长， 能在那样的环境下维持这种风气和环境，体现出的是见识和勇气。

爱生如子  悉心引导

三台时期，东大校区附近驻有一个旅的刘湘的军队，军纪不严。学校女生时常遭到兵士的骚扰欺负，晚上不敢出门。校长臧启芳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头疼。 一则，东北大学是从外地迁入，人生地不熟，而川军是地头蛇；二则，当时抗战 时期，各路军队管理混乱，与各种政治势力也有很多交错的关系，处理不当，影 响深远。经过苦思冥想，臧启芳择日广发英雄帖，宴请驻军全旅所有连以上军官。 那日，浩浩荡荡来了四五十人。席间臧启芳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学校流离失所的艰 苦、学生奋力学习的艰辛、国家救亡求才的艰难，恳求驻军严格管束兵士，保障 学生有个安全地方安心学习，说得个个军官点头称是。臧启芳接着举杯说道：好， 今天就是要请各位在国难当头之际，更要体惜流亡到此的学生。我要用四川老白 干敬每位一杯，以示我对此事的郑重态度。于是一路敬下去，连干了四五十杯， 把在场军人全镇住了。军人散后，臧启芳大醉三天不醒，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军 人骚扰学生的事件了。

东北大学毕业的屈义生老师曾描述过一段自己的“叛徒”历史。他是臧启芳亲 自授业的学生，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臧校长闻讯找他谈话说：“屈君，你很有才干， 参加这些过激活动非常可惜……”屈义生说他很崇拜臧启芳，因此接受了校长的劝 告，毕业后臧启芳为他介绍了工作，还想把他带到东北去，但是屈义生拖家带眷没 走成，留在家乡教书。这里先抛却政治立场不论，就臧校长的本意而言，他希望引 导学生潜心修学，不愿意他们被政治左右影响学业是事实。

清廉正直  树立校风

臧启芳以身作则，不贪一分钱，不做一点假。每逢上级检查单位到东大查帐翻 阅，都是帐目分明，一丝不苟，迅速查明，圆满结束。那时，校长之职也是收入菲 薄。在三台八年的抗日期间，家中变卖了以往收藏的略有价值的物品，补充家用。 其妻手存的一些金银首饰也全部投入“献机救国”的行动里。有故事详述：臧启芳 在三台任职期间，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苦，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这位曾官 至天津市长等要职、当过地亩管理局局长等“肥差”的前政要、现国立大学校长， 将家中稍许值钱的衣物陆陆续续地卖掉。在臧启芳的提议下，臧太太从箱底翻出了 她的皮大衣，还有丈夫任天津市长时购置的燕尾服，转卖给了重庆的银行界人士； 他们还卖掉了家中的留声机和大挂钟，大挂钟是 1925 年购买的，对臧家来讲乃是 劳苦功高而应当保存的一件纪念品，留声机在当时抗战的大后方更是难得的娱乐品。 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也只好忍痛卖掉了。

再有，1943 年东大首先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有数十位同学弃笔 从戎，加入了青年军，其中也包括正在读东大的臧的大儿子臧朋年。当时正在重庆 的校长臧启芳这样写信勉子从军：“吾儿……如果目前愿意从军，父极为赞成，…… 父只盼吾儿能有此志，……应机尽你自己对于国家应尽的责任，也要强迫儿去的， 儿可以把此信的意思告诉你母亲，你母亲的意思，必定与父相同……”。

臧启芳的二子臧英年先生，谈到先父时说：“他的原则是在各岗位上革新创造， 不墨守成规，同时以绝对清廉的方式，以身作则，而且待人公正。他的清廉甚至到 了牺牲家庭幸福的地步了。”

（作者系我校档案馆副馆长。本文系作者根据张在军著《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 大学》［独立作家出版社 2015 年版］和郑碧贤著《抗战第一堰》［三联书店出版 社 2015 年第 1 版］有关内容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