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校歌开头就有这么几句歌词：“白山黑水，源远流长；狮山灵秀，哺育栋梁。”这实际上反映了今天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大学与东北大学的最早历史渊源关系。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把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演变比喻为一条大河的话，那么，先后汇入我校的高校及其学科专业就犹如这条大河的大小支流，而东北大学三台办学的后期历史就如四川师大发端的源头。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弘扬近代以来的大学精神很有必要。
       历史可以解读历史，历史可以照亮现实，历史还可以告诉未来。我们寻找历史的源头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师大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特征，更好地探明影响师大精神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近代高校流变过程中形成的大学精神，更好地探讨中国近代大学发轫变革的规律性课题，进而为师大走向未来的征程中坚守大学之道提供历史养分和思想学脉支持，这也是我们追根溯源、深挖校史资源的最本真意义。
       回眸四川师大的悠久办学历史，其前身是创建于 1946 年的私立川北农工学院，而川北农工学院又与东北大学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东北大学是张学良父子 1923年在拥有白山黑水（长白山、黑龙江）的东北大地上创办的。“9·18”事变后，东北大学辗转流亡于北平、开封、西安，1938 年 3 月迁至四川三台县，在此坚持办学八年，抗战胜利后迁回沈阳。时任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川籍教授李季伟先生等人利用东北大学校舍、迁余的部分图书、设备与羁留师资、学生（迁走的学生占三分之一，留下的学生占三分之二）在四川三台创办了川北农工学院，1949 年吸纳西山书院，1950 年 7 月，在时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关心支持下，合并川北文学院，更名为川北大学，并迁到四川南充。1952 年，以川北大学为主体，合并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1956 年本科部分迁到成都现址，才有了今天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大学。正是基于此，2005 年 4 月学校《关于确定我校建校起始时间和校庆日的决定》根据近代高校演变的历史继承性原则，认定四川师范大学的根在三台，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的历史渊源）在东北大学。

      漫长的岁月，练就悠久的历史传统；曲折的历程，熔铸宝贵的时代精神。我校承继东北大学的历史渊源，结合自身建设和发展实际，70 年来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师大精神，形成了“爱国爱校、励志笃行、锲而不舍、尊重实践、敢为人先”的优良办学传统。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办学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世代的变迁和前辈先贤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办学的身影。在迎来四川师范大学建校 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怀念那些为创办、建设当年的东北大学做出奠基性贡献的人们，深切怀念那些甘愿冒着政治风险、克服重重困难同意接纳当年的东北大学到三台办学，从而为我校前身学校——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得以诞生奠定坚实基石的人们，深切怀念那些为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发展成 1952 年的四川师范学院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人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台，在抗战的烽火中，在解放战争的炮声里，在建国初期的艰难时光中，笑对岁月，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延续文脉，传承文明，弦歌不辍，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师大精神的形成和弘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渊薮和历史泉源。日月逝水，岁月如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逝去，但精神永存，风范永存，功丰誉隆，光照千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虽已逾古稀之年、耄耋之年，但仍然心系国家建设和学校发展，值得我们永远尊敬！

发端白山黑水，初极一时之盛（1923—1931）

       20 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刚刚经历了诸多磨难，炮火的轰炸和动荡的时局之下，国衰民弱。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向富庶肥沃的东北黑土地，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侵略、资源掠夺，还进行文化控制。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诞生了东北大学。一位台湾学者说过：“别的殖民者是要你的东西，日本殖民者不光要你的东西，还要你的人心。”在东北，日本人推行日本“国语”，强化尽忠报“国”的“国民教育”和受日奴役的“劳作教育”，对教师进行“思想素质”培训……1921 年初，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向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在此之前，一些有识官绅已经屡次吁请东北当局：“欲振东北，必振实业，必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生，东北则有望矣。”奉天省议会于当年 10 月25 日对此建议进行讨论，通过了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备人才、振兴教育的议案。然而，创立东北大学的动议，马上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力反对。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亲自出马，向奉天省公署施加压力，迫使其取消创建大学之举。

      《国立东北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有这样的记载：“日人闻而瞿然亟思有以尼之，其驻沈阳总领事，竟请我毋办大学，愿以彼之南满医科大学及旅顺工科大学为我育才。”日本公然出面干涉，妄图垄断东北高等教育，这使“东北王”张作霖十分气恼，他说：“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1922 年春，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1923 年 4 月 19 日，奉天省公署颁发“东北大学之印”，4 月 26 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宣告成立，在原文学专门学校旧址开办文法科大学，在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开办理工科大学，王永江为首任校长。王永江出任校长后，坚持他一向的严谨作风，聘名师、招学生、购设备，学校顺利起步。建校之初东大呈请奉天省公署，拨地另建校舍。省公署很快批复，拨昭陵前白桩外陵地并毗邻民地共 500 余亩，作为新校址。经一年多建设，1925 年 9 月，理工大楼、教授住宅、学生宿舍及相应的附属设施在新校址竣工。理工科先行迁入，与仍在原址的文法科大学遥相呼应，形成南北两校区。1926 年的《东大一览》曾对当时的校园环境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理科工科校址，偏南一带地势高阜，土质坚厚，中建正楼一座，形如蛱蝶，南瞰城郭，北倚昭陵，而新开河环抱楼前洋洋西去，瞻眺环境爽垲葱茏诚胜地也。这方圣地孕育了东北大学蒸蒸日上的未来。学校按照现代大学的格局设立了理、工、文、法、教育等较为齐全的学科，各学科之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文法科成立自治会、夏声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工学院成立矿学会；理工预科成立英语研究会；孙国封院长为促进科学进步，发起科学教育协进会。这一时期校内各种学术讲座开展的红红火火，主讲人不仅有国内的名师、大家，还有来自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专家，所讲题目从“火山现象”，到“教育的变迁”；从“东三省农业发展与中国民生关系”，到“列国对华之联合政策”，内容涉及政治、人文、科技等多个领域。“知行合一”是东北大学当时的校训。为力戒纸上谈兵，东大建成工厂，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巩固所学，留学德国归来的杨毓桢任厂长。1926 年 11 月，文法理工各科组织学生参观华北机械厂及纺织厂，以增长工业方面知识；同年 12月，俄文系学生抵达哈尔滨，实地考察；1927 年，理工科学生参观奉海路、抚顺煤矿。实地参观考察、创建学会、开办讲座，刚刚诞生的东北大学已经开始运用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启迪学生思想，丰富学术文化。这些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东大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27 年 11 月，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王永江因病逝世后，大学委员会公推奉天省省长刘尚清继任校长。1928 年 8 月 16 日，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刚刚过去两个多月，身负国仇家恨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一直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张学良对东大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明确提出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为办学宗旨，在学校建设和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东北大学从此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为改善办学条件，张学良先后共捐献 180 万现洋，建筑文法学院教学楼各一座、可容数百人的凹字形学生宿舍一座、教授住宅 38 栋、化学馆、纺织馆、图书馆、
实验室及马蹄形体育场等。时任建筑委员会技术部主任的孙国封院长曾言：本校此次建筑实为东三省伟大工程。对于东大的建筑，一位老校友这样深情回忆：东北大学学堂的教室，建筑宏伟、工精料美，样式新异，斜阳夕照，辉煌美丽，眩目夺神，而我们得在这个教室里受课，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快乐！1929年 7月 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张学良向 120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各系毕业成绩第一的学生还由学校选送，往英美德各国留学深造。同年秋，文法两院学生迁入北陵校区，东北大学羽翼渐丰。 东北大学宏伟校园不仅留下了学子求学的脚步，也留下了众多名师辛勤耕耘的身影。张学良校长重金礼聘，广招良师，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恂、刘先州等一批名师执教东大，可谓英才荟萃，俊彦云集。1928 年 8 月，结束欧洲旅行考察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张学良邀请来东大，着手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破除男女之隔阂，并给予妇女界以研究高深学术之机会，张学良上任伊始便极力倡导男女同校。1928 年 9 月，各科共 50 名女生走入东北大学校门，从此开创东北大学男女同校之新纪元。值得一提的是，为鼓励女学生入学后努力学习，张学良还让夫人于凤至亲自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张学良对体育教育异常重视，增聘体育教员，组织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1929 年第 14 届华北运动会在东北大学举行，东大健儿破数项全国纪录，夺得男子田径赛第一名。东大足球队、篮球队还远征日本进行比赛。东大学子以其强健的体魄驳斥了“东亚病夫”的谬论。到 1930 年秋，东大有 6 个学院 24 个系 8 个专科，舍宇壮丽、设备充足，经费充裕，良师荟萃，学风淳穆，极一时之盛。正当学校蓬勃发展之际，“九一八”的炮火炸碎了东北大学的强校之梦。

四迁校址，八年在三台（1931—1946）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陷未几，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大师生先到北平、后迁开封、西安，南下三台，一路求学，一路斗争。1931 年 9 月 26 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经过慎重考虑，大部分师生决定跟随前往。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周鲸文赴任代理校长时交代给他一句话：“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大学，而是为抗日造就干部，也可以说我们要办抗日大学。”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 月 18 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部分系科停办，同时添加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2 年，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合法化的阴谋，艰难办学的张学良出资 8000 现洋资助学生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力的还击。1932 年 7 月 30 日，刘长春手执中国国旗阔步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这是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 12 月 9 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北大学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交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斯诺曾这样评述“一二·九”运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1936 年，阎绍璩以著名诗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为词，谱曲一首，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去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呵，卑鄙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怨恨，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震天的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并被迅速传唱，而这首歌也连同那次振奋人心的爱国运动一起载入史册。“一二·九”运动以后，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 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2 月 24 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在这抗日的大后方，东大师生渴望安宁的环境，渴望潜心治学。这是东北大学的第二次大迁徙。正在西安任职的张学良将军，为给东大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筹资 15 万元，修建校舍。在修建大礼堂时，张学良有感于“九一八”后国破校散的处境，在礼堂基石上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激励东大莘莘学子，勿忘国耻。辗转之中，东大师生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洪流之中。1936 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一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得知学生们要来临潼的消息，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却从此失去自由，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由于张学良的处境急转直下，殃及池鱼，他苦心经营的东北大学的去向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置这所不安分又有张学良背景的学校，国民政府有人力主停办解散，有人主张把它迁往青海自生自灭，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张学良的所作所为由他自己负责，学校不应与他等同。

1937 年 2 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臧启芳为代校长。臧启芳 1926 年任东北大学教授，1928 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对东北大学有份难以割舍的感情。他对同情东大的陈果夫说：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将军也是同情派，他密劝臧启芳：东大应南迁以策安全。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这是东北大学的第三次迁徙。同年 5 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 月，开封学生迁来西安，集中办学。

1937 年 11 月太原会战结束后，日军兵临潼关，威胁西安。国民政府指令东北大学由西安迁往青海。当年的青海堪称不毛之地，东大迁往，无疑有让其自生自灭之意。但经多方物色，东北大学仍未在青海寻到适宜的校址。臧启芳不愿学校断送在自己手里。1937 年末，尽管他已接到当时的教育部“命东大向青海迁移”的指令，仍然悄悄安排教务长李光忠带着其亲笔公函，到四川各地接洽。然而，李光忠的四川之行到处碰壁。当时四川各地都被要求接纳内迁高校，接纳能力本就有限（注：抗战期间，四川共接纳 48 所内迁大学，占战前中国 108 所高等学校的 44%）。而东北大学还有张学良的政治因素，因此都不愿意惹麻烦上身。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献徵，向东北大学敞开了胸怀。当时三台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和洪灾而爆发饥荒。据郑献徵的小女儿郑碧贤介绍，郑献徵的一本日记里记载了他接纳东北大学的心情，“当时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 年 3 月 19 日，东北大学这所东北唯一的高等学府、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所流亡大学开始了从西安到三台的第四次大迁徙。三台时任县长郑献徵的女儿郑碧贤在《中华抗战第一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1938 年 3 月 19 日，东北大学师生趁着夜色从西安火车站坐上了火车，20 日到达宝鸡。22 日，开始步行，向汉中挺进。按照行军要求，最前面，由训练过的 50名男同学充当荷枪实弹的警备队作为前导，500 师生编成了 3 个中队，跟随着警备队的同学前进。大家都穿着青棉大衣和青制服，队伍很长，军容整肃，很象正规部队。经过 15 天的攀爬、匍匐、摔跤、滚落，终于翻越秦岭。这一路历经艰难曲折，饱受日晒雨淋，衣服又脏又烂。男同学个个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又黑又瘦；女同学的小脸也弄得花一块黑一块，衣服被挂得露出棉花，上面沾满泥土，简直就是一群乞丐！

1938 年 4 月 20 日，全体师生到达剑阁。4 月 23 日，到达三台。当时城里的商家店铺都挂出了彩旗横幅，欢迎远道而来的师生。“郑献徵县长与臧启芳校长并肩而行，他们的手紧紧相握，同仇敌忾”。三台县党政军学商及市民代表，济济一堂，众志成城。3000 人的欢迎大会，盛况空前。郑碧贤在《中华抗战第一堰》的书中这样记载其父亲郑献徵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我代表全县人民欢迎勇敢的东大师生！你们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我们三台，增强抗日力量，播撒文化种子。你们将为这座古城带来勃勃生机，是三台之幸！我们虽然并非富足之县，但三台人民将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请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

       三台县腾出三台旧试院与部分杜甫草堂寺（公元 762 年，弃官入蜀的杜甫又遇战乱，他只好从西川节度使治所的成都流亡到东川节度使治所的梓州［治地今三台县城］。三台杜甫草堂寺系杜甫流寓梓州 1 年零 8 个月的遗迹） 及潼属联立高中的部分校舍等多处地方，作为东北大学新校址。刚来三台，东北大学师生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在三台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学校很快就复课了。没有宿舍，师生们就住在三台的文庙、祠堂和民宅里，教室都是旧房改建。经过半个多月的修葺和整理，教室和宿舍初具规模，还建了一个小礼堂和一座球场。

1938 年 5 月 10 日，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东北大学在三台正式开学。

1939 年 7 月，东北大学陆续在草堂寺一带修建了图书馆、洗漱室、膳厅，并且加盖了几间教室和学生宿舍。为了纪念杜甫，东北大学师生特意在魁星阁上开辟一个区域建了一座“杜公纪念堂”。

       晚上，只有草堂寺的图书馆是最明亮的地方，当时图书馆有 4 盏煤气灯，一到晚上就大放光明，图书馆里天天座无虚席。东北大学三台时期的学生周烈在《回忆母校东北大学在三台》一文中写道，这个时期的东北大学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学生宿舍也都是平房，晚上学习照明都是用桐油灯，因为油烟特别多，第二天起来，同学们会发现鼻孔都是黑黑的。

此时，工学院迁出，重点建设文、理、法、商学科。

当时一批名师齐集东大，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先后来校任教。东北大学校史专家王国钧说：“他们的思想也很进步，如赵纪彬教授和杨荣国教授都是共产党员，都是以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著称于学术界，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东北大学公开系统地传播，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当时的东北大学在聘请名师方面除了邀请学术界权威以外，也聘请了一些没有高学历，而是自学成才的教授，一旦这些教授有著作、学术成果问世，东北大学就敢于高薪聘请，这是东北大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特点。”

      1940 年，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到东大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尽管经费困难，物资缺乏，但在他的苦心安排下，极短的时间内研究所便初具规模。一批研究生追随先生不仅钻研历史，亦关注现实，成果颇丰。

       1942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学术研究欣欣向荣。1942 年 3 月，国民政府令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研究制定收复、建设东北的计划与纲领，以备抗战胜利后建设东北之用。为“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承担研究工作的就是文科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生。这一时期，文科研究所的成果十分显著，《东北通史》、《东北要览》、《东北集刊》等一大批研究东北史地、经济的著作和调查报告纷纷出版。时至今日，这些成果仍是东北史研究领域的典范。

      这一时期东大编印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涉猎之广泛，调查之缜密，论证之严谨，令人叹服。学生活动蓬勃开展。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学生活动十分丰富，如《黑土地》壁报，经常发表各种诗歌，一首抒情诗《妈妈的黑手》抒发了怀念东北、渴望收复失地的抗日爱国激情；《史学》壁报，经常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历史事件，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东北问题研究社”用进步观点研究东北问题，团结教育同学立志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全新的东北而献身；“读书会”则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持久战》、《论解放区战场》介绍到三台，传播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三台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在校内，60 余家社团用墙报、油印小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壁报和小报也有 60 多种，为当时文化沙漠般的三台带来了勃勃生机。此外，进步师生们则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创办读书会，把解放区才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进步书刊传到了三台。

       东北大学师生组建的群众戏剧团近 10 个，这些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喜欢京戏的师生组成了“抗敌国剧社”，他们演出了《木兰从军》等 30 多个传统剧目。赵纪彬教授和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夫妇组织了川北文艺协会，协会里有一个“三台实验剧团”，每学期至少排演三出以上的进步戏剧，公开售票演出，其所得收入用于支持川北文协分会的活动。该剧团经常演出《北京人》、《日出》、《雷雨》、《家》等名剧，并把鲁迅、夏衍、曹禺等人的作品介绍给东北大学师生和当地群众。

      1944 年 10 月，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东北文物展览会”。展览陈列了东北史料，现代资料，东北文物、照片、图表等。踏入会场，一些东北同胞仿佛又回到了故乡。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参观后感慨：“东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过了十三年，在后方的东北人士，也在血泪中回忆着故乡十三年。含着血泪看了这些，实在忍不住和他们一起喊出来，打回老家去！”

       东北大学内迁到三台，对三台人最大的影响便是知道了“原来抗战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系”。东大师生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让地处内地的三台人知道了我们的国土被日本侵占，同胞被蹂躏，就连东北大学也不得不流离失所。东北大学迁到三台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威胁性战略，企图以轰炸迫降让大后方屈服，先后于 1940 年 7 月和 1941 年 7 月对三台进行过轰炸。但在此之前，东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师生已于 1938 年夏天在三台县城牛头山腰设计修建了防空洞（位于如今三台县梓州公园内），因此幸免于难。

       防空洞长约 700 米、宽约 3 米、高 2 米，一次可以容纳上千人。洞内还建了指挥作战室、贮藏室，甚至还挖了水井，可供避难者短时间里解决吃喝。“防空洞内全部用一米长的条石砌成圆拱形，洞外有树木遮盖的通风口，不仅隐蔽而且安全，其造型和规模在当年都很罕见。”因防空洞年久失修，如今三台梓州公园已砌石为门堵住了防空洞进出口。

       三台档案馆资料显示，在三台县遭受的两次轰炸中，累计炸死炸伤 255 人，其中死亡 99人，毁损房屋 746间，造成 590多户百姓无家可归。而东北大学的师生员工、家属以及县城居民约千余名，在空袭前进了防空洞，几乎没有伤亡。

       在内迁到三台的 8 年里，东北大学通过社团的踊跃活动，让地处内地的三台成为抗日模范县。有一年，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到三台，看到群众热烈的抗日气氛，特别高兴，对包括东北大学在内的三台县人民能以民主精神推动全民打持久战非常赞赏，当场发表了即兴演讲。

       在东北大学师生影响下，三台人也纷纷行动，成立了“三台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城区大、中、小学师生为主体的 20 多支宣传队，到各镇乡讲演、教唱《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散发《抗日读本》，为购买军机募捐。由于东北大学抗日宣传做得好，三台每 20 人中就有一人参军抗日，远征军时更有200 多人参加。后来成都修建双流机场时，三台又出动了 4000 多人。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北大学度过了 8 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东北大学老校友刘黑枷在文章《歌声琴韵》中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我们那时在学校里最爱唱的歌，是东北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每次唱歌都心潮激荡，怀念故乡，遥想前线，对真正领导抗战的先进政党激起无限景仰”。

      1945 年 8 月 14 日，东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这场战争中，有 60 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当胜利来临，人们百感交集，陆侃如教授欣然提笔撰写对联：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水白山，此时真个还乡去；八年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时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

      1946 年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

主要参考文献说明：本文系根据易鑫、刘玉、刘海龙《东北大学：白山黑水不屈魂》（载 2015 年 7 月 16 日《中国教育报》），吴晓铃《三台抗战烽火中延续东北大学文脉》（载 2015 年 6 月 26 日《四川日报》），王岩《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回家了”》（载 2015 年 7 月 28 日《辽宁日报》），《八十七年风雨前行——东北大学的历史与发展》，郑碧贤著《中华抗战第一堰》（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5 年第 1 版）等有关献改写而成。上述有关文献的主要依据是：《东大传统》，熊晓梅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漫游东大》，丁义浩等主编，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漫游中国大学——东北大学》，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编，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编研室编，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东北大学八十年》，杨佩祯等主编，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此外，本文写作中还参考以下文献：《国立东北大学一览》，1939 年 6 月成都初印本；臧启芳主编《国立东北大学廿周年纪念册》；高林远主编《四川师范大学简史》；申桂兰《张学良与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历史沿革》，载《党史纵横》1999；三台县国家档案馆和东北大学等网站有关文献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系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
（本文开头及全书所称的狮子山，盖因远眺全山，形若一头俯卧的雄狮，故而得名。学校迁到现址前，当地群众就称学校所在的这座山为狮子山。狮子山呈北低南高之势，自南向北，由高到低，依次为“狮头”、“狮身”和“狮尾”。从北校门到田家炳大楼的这条中轴线是“狮子”的脊梁骨。狮子山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学校的精神文化象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