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初见钱钟书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读了他的名作《围城》,接着选读过他众多的篇章,有的并未读懂,觉得深奥。疫情以来,又拾起钱先生的散文作品,很有体会。
钱先生的散文写得不多,但深刻、精致、独到,善将渊博、丰赡的中西学识与独特的见解结合一体,且充满浓郁、冷峭的诙谐感。其代表作《写在人生边上》是1941年作者“远客内地”即在湘西宝庆任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时,由夫人杨绛拣选编成、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而我多次翻读的则是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版本。除《序》以外,收入了《魔鬼夜访钱钟书》《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10篇。作者在《序》中写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这几句话,宛如引人入室的“大门”向受众敞开,以“窥视”人生堂奥即人生深奥的道理或境界,表达了他对人生这部大书的理解与体悟,意蕴颇深,值得体味。
他的散文,是直接或间接触及人生、世相的,诸如人情世态、生活哲理、世道人心、读书修养等内容,并非常见的写人记事、状物寄情、描摹山水之类。首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标题颇带虚拟性。魔鬼,乃宗教或神话传说中指迷惑人、害人的鬼怪,即邪恶者,实不存在;而且此文的它,亦不全是那样的角色。其内容主要涉及灵魂,即人的心灵、思想、人格等。它假托一位“魔鬼”夜访,彼此对话——主要是魔鬼说话,以揭示时人的灵魂好坏所在,犹如一篇寓言。含意颇深,于一般读者似乎难以读懂和理会,但揭示某些世相、嘲讽有的人心,是读之则明的。
他于散文的论事说理中,善于铸以哲理和诗意,且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例如《窗》,写了对窗子的初步理解后,接着从学者和作家的眼光去观窗子,并以之和门作比,有着哲学的元素,或哲学与审美的双重气质,充满了文学意趣与幽默感。同时,引用中外古语:
“‘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和凯罗《晚歌》的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佳景收历历’;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了外界,同时也让人看见了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灵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等等,皆引经据典,颇具审美性,有文采与兴致。其旁征博引,并非自我炫耀,而是纷至沓来的、自然的敏思遐想。
他散文的诙谐感,独具特色。这在《说笑》中可以看出:
“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笑未必表示幽默,刘継庄《广阳杂记》说‘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是幽默名家,大约是因脸太长的缘故。”
“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是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此文不乏揶揄、讥讽、贬斥之意,本身也带幽默诙谐味。它是针对30年代林语堂、周作人等倡导、追求的“幽默文学”而写的。现代作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
“钱钟书的幽默,是没有遮拦,往往伤人。”这正是他散文富有火暴之气与基本格调所在。其机锋所指,是社会某些谬说邪论,尤其是士林即知识分子、文人于写作中的卖弄或装腔作势的行径。从上述可以看出,他散文中的诙谐、讽刺,不是空洞的闲适、清淡,而带“微辣味”,析理切要、机智。
他在散文中,多用、善用、巧用比喻。以《论快乐》为例: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离别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又如在《释文盲》中,对不学无术且无德、害有“价值盲”之辈的嘲讽,有这样的比喻:
“苍蝇的宇宙观,极富于诗意;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另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的愉快。”辛辣得精彩!其精彩的妙处,在于化虚为实、议理形象化,不仅贴切、恰当,而且新颖、生动,富有诗意。
上述特色,在《七缀集》和其它经典散文中,亦有体现,并且还涉及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它们皆以隽言妙语写成,无不涉笔成趣,鞭辟入里。他的散文,在体式上属随笔,即缘事以言志,不拘定格,有叙有记,有说有绘,但以议为主,可以说将散文的“散”发挥到了极致。它或受英国随笔如弗兰西施·培根、查尔·兰姆等人作品的影响,但有自己的独创特色,非依样画葫芦。
钱钟书散文所以具有上述深刻意蕴、风格特色之源,是他自幼勤奋好学,有深厚的国学基和西学修养。他幼承家学,直接受其父亲、近代著名国学家钱基博的教诲和影响,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根底牢实。他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即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勤奋超人,并有“照相机”似的记忆力,过目不忘,成为“清华三杰”
(另有曹禺、颜毓蘅)之首。33年毕业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携夫人杨绛赴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37年入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他还兼通德、意、拉丁、西班牙语,这于当时或当今,确是罕有的。38年归国,历任西南联大、国立师范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49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53年转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直至任副院长。总之,他好学敏思、学贯中西、古今互见,有着一番文、史、哲、外的玉液琼浆所浸泡,有广采博撷、厚积薄发的功夫;有非一般的才、学、识、见,以“明德”引领。
他的散文,于30年代,非鲁迅式战斗的、政治性杂文,即瞿秋白所谓的“战斗的阜利通”,亦非林语堂、周作人等所倡导、追求、实践的“闲适”“幽默”小品,而是着力于人生世态,辨别世相是非,将理念与深情糅合一体,得出富有哲思意味的见解,有一种独特的老辣味,于随意、诙谐的文辞中,别有深湛所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探幽入微、钩玄提要的渊源之学、睿智之思。
如此卓有成就的“博学鸿儒”,其人格乃淡泊宁静、毁誉不惊,于国内外认为“传奇”。据其挚友、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说:有外国学者到中国,怀两个愿望,一是登游长城,二是见识钱钟书,将他认作中国文化之一奇迹与象征。其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他常闭门谢客,即使是不远千里万里,从港台和欧美前往拜见者亦然。据载,曾有一位英国女士来中国,打电话欲见他,得到的是风趣地回答:
“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并非他的高傲、冷漠,而是惜时如金,要潜心研读、秉笔;是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不图功利,不借口舌而扬名。这是其独具且可贵人格之一体现,也是其著述多、内容广、意蕴深的主体因素之一。联想到时下有的人不切实、潜心“冷坐”于学问探求与研究,而凭借虚吹、空论,乃至抄袭、伪造等恶行,真应以之为镜,加强自我的人格修养、灵魂锻铸,拿出独具特色的著述、作品来。
(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