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宅（1900—1985）和于式玉（1904-1969）是一对重要的生活伴侣和学术伉俪，尤以藏学名世，堪称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其中李安宅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一生致力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藏学界有很大影响。他们的学术著述及学术精神，是今日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的宝贵财富。他们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深刻见解及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科学论断，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安宅的人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在义和团运动甚嚣尘上，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的庚子年，他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李安宅17岁才读中学，21岁开始走出小山村，走向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经由个人的努力及各种机缘造化，成为学界名流。李安宅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及美国加里福利亚大学、耶鲁大学求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工作，又到美英等国讲学。1949年后，李安宅基本没干成什么学问。1950年，李安宅夫妇参军入藏，1956年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先后于1962、1963年到四川师范学院工作。李安宅虽然任职副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但主要工作只是外语教学。四川师范大学是李安宅、于式玉工作的最后一站，已成为李安宅、于式玉人生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学界众多师友努力下，告别学术相对较早，门徒相对较少的李安宅，其人生与学术的研究有异军突起之势，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研究对象，从冷门变成了热点。

综观李安宅的一生，他改良社会的愿望是“青年式”的，更多是热情投入，而非学者式的疏离与观望。他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也加入过国民党，参加过人民解放军。但他毕竟是书生，更多时候仍然担任学者的角色，既参与着社会变革，也与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使得他对时势的观察有着几分冷静，几分热烈。这也充分体现在他的青年观中。李安宅对“青年”的话题非常关注，先后写了不少文章与当时青年交流。他在近四十岁时应报刊约请撰写“本刊特稿”时还写道“作者虽已壮年，仍努力为青年”，在另一篇《致青年》的文章里，又写道“我自居为青年，特别重视青年”。他在1938年出版的《社会学论集》里也有大量篇幅讲述“随时在青年思想中遇到的问题”。在该书自序中，他说：“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李安宅痛感自己“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作为“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他追求的是“要在活的人生里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这也是相当“青年”的表达。

近20年来，我时常翻阅李安宅的相关著作与材料，深感虽时过境迁，今日之青年似也未曾脱离过李安宅指出的若干困惑，且更应受到正确的引导。有感于斯，我将李安宅关于青年的若干论述胪列出来，大抵以做人、做事、做学问为序，希冀对现今青年的立身与处世有所裨益。

一、做人：少年不能老成

李安宅指出，国人有两大国粹，在做人方面要求“少年老成”，在做事方面追求“一劳永逸”。前者为病态人格，后者则是“懒惰病根”。“血气未成的少年，竟举血气既衰的老年所难避免的一切毛病，尽量表现出来，是为‘少年老成’的国粹的成果。”李安宅认为，“西洋人以早熟为病态，中国人以少年老成为美德”；国人常求消极平衡，而西人则“随时创化，永进不息”。积极者不安现状，“因着失败以求成功”，消极者“顺天安命”，“苟延残喘于目前”，“恐怕失败，也就根本没有成功。”

在抗战前夕的纷乱时势下，许多青年人最为困惑的就是感受到“没有出路！”李安宅认为，“现在就是出路”，出路要在人与社会如何和谐相处中来获得。而要做到这点，前提就是自己身心要和谐，“人在世界里滚来滚去，或与自然界相适应，或与社会求适应，必要先与自己求适应”，“有了这种内部的谐和，乃在大处着眼，看看社会与自然界需要什么样的努力，便在小处下手努力做去。”李安宅注意到，当时青年人往往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内部得到谐和”，却把自己封锁起来，不问世事；另一种是“稍一热心，即求报偿”。前者可谓“消极逃禅”，后者可谓“急功好利”，如此“大处不能着眼，小处不能下手”，堪为“小人”。李安宅认为，行为本身就是报偿，青年人与其顾虑太多，不如“不顾一切，努力现实”，因为“现实便是出路”。

二、做事：不求偿的积极主义

李安宅认为“一劳永逸”是很多人存在的“懒惰病根”。个人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能否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也不能因为前途未卜或未能“一劳永逸”而放弃自己应有的努力。李安宅将个人努力与外界成功的关系定位为“不求偿的积极主义”。他解释：“外界成功，因为因子复杂，不尽受自己的控制，可有可无，不在计较之列；有成既不能假外界因缘凑合之功以为己力，不成也因责任已尽，可以自告无罪，而无所用其灰心。”行动就是报偿，“不求偿，所以永远不会失望；积极努力，所以成果愈多，而且日新不已。”“不求偿”并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多是指一种心态的调适、志趣的期许，指的是更加积极努力行动，而不是在个人得失中斤斤计较。如果凡事都讲报偿，恐将一事无成。

李安宅强调青年要加强心理建设，要“正视现实，到处生根，以求现实的逐处改善”，鼓励青年要多干事，不以事小而不为，“抓住自己的机会与任务，积极地表现一番”；同时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来担当，少困惑于“要干什么”，多思考“要怎样办？”只有在系列小事中培养本领，“循序以进，得心应手”，“干哪一样都是应付裕如”。他指出，只有“不自恕，才能任劳任怨；任劳任怨，才能打破环境。打得破，建得起，才是时代的青年。”

李安宅多次谈到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离开社会的‘独善其身’是根本走不通的”。当时各种救国论调甚嚣尘上，如道德救国，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似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青年人往往无所适从，读书与爱国成为一个矛盾。李安宅认为“在个人性情所近，造诣所适，坚信所定，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批评“忽视社会关系，专言个人造诣”的错误观点，指出“个人与社会相较，实不啻沧海之一粟，欲以孤力而言兼善固嫌其妄，不求通力合作而言命穷亦实见其故步自封”；也批评自命“好人”的错误观念，注重独善其身，奉寡交之教，往往孤游独往，无补于天下兴亡，也难以明哲保身，而“坏人”却因“积极进取，广事联络”，“好人的‘中流砥柱’终于止不住坏人的洪水横流。他主张做人与做学问是相通的，“与人相交，亦如与学问相交，熟则可爱，且可交相影响；否则格格不入，易起反感，事以同情成，以反感败”，所以联络非常重要，“最少是与求学问同样重要”。

三、做学问：以人为本与直接经验

李安宅强调，学问贵在做人，贵在为社会谋利益，这应该成为读书的最大意义。读书应以人本主义（Humanism）为立脚点，“为学问而学问与只讲学问而脱离了人事道德，乃是将手段当作了目的”。他指出：“教育不限于知识，知识不限于学校，学校不限于读书。”在他看来，读书和教育是增进学问道德不可缺少的环节，“读书的真正用处，乃在利用人家的经验记录（写在纸头的心得）以作参考，帮助自己的直接经验”。他特别强调，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获取直接经验，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他批评民国时期，“学校与教育分了家，书籍与经验分了家”，当时的中国教育，“不过是制造出方板的‘学生’，成就不了足以应付活的事体的‘君子不器’的活‘人’来”。

李安宅主张学问要从“实地研究”中来。他说：“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头手货，一种是二手货。头手货是自己的经验，二手货是旁人的传闻。”“参考旁人的传闻，不过是直接经验的预备，或者有了直接经验以后拿来作一种比较，一番印证，所以直接经验是目的，间接传闻是手段。”他认为，“产生正确知识的唯一方法，即在实地研究……由实地研究而得的知，整理成系统就是科学，发动为设施就是计划方案或事功。”李安宅谈实地研究，不仅是对学者个人的求学态度和求学方法的期许，也包含着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热望。他说“假如我们不求认识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则已，如求认识，必自实地研究始——由实地研究，而且由范围很广，方式很多的实地研究，才会建设起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来。”李安宅注意到，“热心学习的读死书，而实际服务的又打在劳役的圈子里”，是“一个常有的矛盾现象”。他认为这都是“不会学习”的表现，一种是“没有从事实地工作”，一种是“没有超过当前的经验”。两者矛盾可用“对演法”来解决，通过“交相糅合”，“使抽象者有体验的机会，具体者有考虑的工夫，于是考虑了的可以改进具体境地，体验过的才是得心应手的原则。”如此相推相济，才是学习和实践的正途。

李安宅的一生，是青年的一生，是以青年自居而“努力为青年”的一生。他对青年立身、处世、求学的诸多论述，其实恰是基于其人生的“直接经验”，恰是其对当时当世及其个人奋斗的“实地研究”的成果。当今之世，虽与那时天差地别，但青年人存在的诸多困惑并不比那时少，或许更因时代更迭和社会变迁，这些问题有了更多的表现和更深的隐忧，但不管怎么说，李安宅对青年的若干论述，足可为现时我们的“他山之石”，应是“可以攻玉”的。

（作者系我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