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成了危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各种消息已经刷屏了。专家提议不进不出,也就是能不去武汉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传染性冠状病毒正在扩散中,官方对疫情的管控连日来陡然升级。大概春运推波助澜,其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令所有人始料未及。恐慌之中,众多反思。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想起近17年前曾经惊慌全球的一次公共卫生灾难,因症状表现为肺炎,但与常规肺炎不一样,俗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一开始也是民间有传言,官方未确认,百姓也就无感觉。待官方公布疫情时,我已在异地他乡,进退两难,只好硬着头皮,有往无惧。
2003年我经历萨斯之时,已是人在旅途。4月20日,我坐着火车,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在那之前,我已经为搜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资料忙乎了大半年了。暑期就在四川省档案馆查资料,认识了一同查资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何溯源博士和日本学者奥村哲、世川裕史等人。寒假又去了北京查资料。春天再出发。为节约成本,借住南京大学谭刚博士的宿舍。谭博士原为同校硕士同专业但不同导师的师兄,平日学习就对我很关照;那时随史全生教授学习近代经济史。同舍有王本立,是世界史博士,其导师为陈晓律教授。大家都是各忙各的,我每天就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他们两位自然也是认真学习的,晚间才有机会聊天。那时没有微信,似乎也没有微博。那时流行的就是bbs,也就是论坛,南大的是小百合。上面话题很多,拿一个出来就可以说上半天。年轻时代,最喜欢谈理想。谭博士常有一宏愿,要多么努力超过某大牛(这也是一段儒林内史,以后再行披露)。我也听得热血沸腾,但没有他那么目标明确。或许是从杨天宏教授处得知我在南京查资料,有天晚上李玉教授来到谭刚宿舍。这个在狮子山留下了美丽传说的勤奋学兄,已经作出了非常突出的学术贡献了。我早已忘了当年的交谈,但仍能体悟到当年受到的这些鼓励。
在南京查档案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体验。在古香古色的档案馆里坐着,调阅需要的各类档案。每天早上就坐公交车过去,闭馆后又坐公交车返回南大。中午似乎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到街头吃了饭,买了《金陵晚报》,便踱步到附近的明故宫转悠。那里很幽静,不收门票。先坐在长椅子上看报,看困了就躺下来,报纸盖住脸,呼呼睡一觉。满血复活后,下午又继续干活。随着手头资料逐步增多,信心也逐步增强。在故宫睡觉特别有感觉,或许还想着,当年皇帝也是在这里睡过的。我平时出差在外,往往都老半天睡不着,这就是所谓的“择床”。在椅子上却睡着得特别快,或许是查了档案,心里踏实精神充实的缘故。
那时其实民间已有病毒传播的传闻。但是官方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一般来讲,维稳怕乱是行政部门管理者的首要哲学,因为他们对病毒性质及事态变化无法精准估计。一般都是在事情非常严重,才不得已选择公告。在小道消息偶尔见诸报端的紧张气氛中,4月20日晚上电视里播出了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双双下课的消息。他们被免的原因在于对疫情防控不力。大家才感到事态严重性。估计那天各级部门都层层传达了形势和措施。当天晚间就听说各校要清理外来人口了。
我没有改变计划,第二天早晨我好像还继续去查资料,接到谭刚电话,说是我不能住在他那里了。我停止了查资料,在档案馆结了帐。既然在南京大学待不住了,二档的资料也大体查得差不多了,于是计划当天夜间赶往上海。
在南大,谭博士第一次请我在外面操馆子。大家都不宽裕,点了一盆酸菜鱼,就是开荤了。谭博士还点了几瓶啤酒。觥筹交错间,继续听他的宏伟设想。挥手自兹去,坐上去上海的大巴车。
到了上海,天已黑尽。同样是狮子山毕业但不同导师的师姐曾小敏两口子来接我。我拉的箱子,因为装满了资料和在南京新购的旧书,居然不堪重负,散架了。狼狈地抱到饭店,气喘吁吁。忘了吃的啥?似乎是汤锅。总之感觉很饱。到了徐家汇他们的住处,是个非常狭小的套一的房间。据说房租是1500元。这在当时的我听来,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仅仅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房间。要知道我一年后也在校内租一个更大的房间,才350元的房租!
很显然,他们的蜗居,已经无法容纳我。曾师姐将她的拉箱给了我,非常结实,现在我都还舍不得丢。他们带我到附近的一家酒店。前台很警觉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四川来的,她说这种时候跑出来干什么?我说没法,之前已经出来了,今天是从南京来的。她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又比对了他们手头的一个纸片,说,好吧。你幸好不是重灾区来的。哪些是重灾区?广东,内蒙古。如果是那些地方来的,他们是无法提供住宿的。当时住店还比较流行几人合住。之前一年冬天,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住地下室,三人间或四人间,才25元一人。我满以为几十块钱可以解决。前台告诉我支付120元,这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价格不低,至少就我当时消费能力而言。问原因何在,曰这个时候最怕交叉感染,都是一人一间,本来是三人间的,一人只需四十。但是不允许合住,所以一个人得付整个房间费用。我只得照办,但当时心里还想着,还是与人合住划算一点。可见,经济的窘迫真的会让人忘记或忽略一些潜在的风险。
第二天到上海档案馆查资料。上海是近代中国很多基督教团体的大本营,故相关资料最为齐全。我果然就搜到很多资料。那时全国报刊索引只有题目没有内容,而且收录也不齐全,所以高度依赖到馆查看。当时复印一页是八毛。相对重庆图书馆便宜很多。档案馆在长宁区,据说旁边领事馆很多,我也顾不上去看。反正距离住处有点远,来回不便,而去每天120元的价格,我也实在支撑不了几天。我匆匆赶去那边退了房,又回到了档案馆旁,在周边街巷寻找房源。很多人都在出租房子。找到一家,临街小屋,室内仅一床。床边有一小桌。无椅子凳子,有也没地方摆。如此局促,但是便宜,一天50元。
上海街上气氛也很凝重。没什么喧哗,大家都是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多数都戴着口罩,只露着警觉的眼睛,行色匆匆。上海的自行车大军,比成都更为壮观。作为一个异乡人,我也感受到极大压力。档案馆虽然还开馆,但工作人员戴着口罩,盘查我的身份,对我此时来查资料也感到非常不解,认为我简直是顶风作案,逆向而动。我非常不安,甚至有种悲壮感。在一个满城都是白口罩的城市里,一个没有见过很多世面的异乡人心里是无助的。我以无畏和无谓的双重心境,每天例行公事地查资料和吃饭睡觉。不敢去上海任何一个景点,尽管在我心目中,上海是和北京一样伟大的城市。从徐家汇酒店到档案馆,是坐公交,车上挤满了白口罩,随波逐流的场景,就把我吓坏了。于是查资料后,找地方填饱肚皮,就躲在几个平方的房间里,不敢去网吧,也没什么电话打,那时打电话接电话都是六毛钱一分钟,也没什么人可以联系。于是常常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就像等死一般孤寂。一周后,感觉挖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决定回去了。那时非典已经在全国风声鹤唳。在火车上晃荡了三十多个小时。到了成都,如同游子回乡,非常兴奋。到了校园,感觉活着回来了,真好。
原以为会给室友一个惊喜,尽管之前对我有点小误会。但我认为已经解释清楚了,至于是否相信,则非我所能左右。但室友听到我呼唤后的满脸忧惧,让我意识到我已成了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按照学校规定,凡回校者,都要去校医院测量体温,发现无异常后方可。体检结束,回到宿舍,慢慢消化在外的仓皇,看着报纸上不断攀升的感染及病亡的数据,从庆幸到平静,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五月。这场灾难性的疫情才宣告结束。
这次从武汉开始蔓延的疫情,或许比上次更为严重。让我们为之祈祷,希望这个春节,不要有太多的悲剧演出。武汉还有不少我尊敬的师长,希望大家都能安康渡过难关。
(作者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文章写于2020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