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 周年,我很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进了大学校园,走进了位于狮子山的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开始了我人生的真正旅程。
初入校园,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来说,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好奇。宽大明亮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生龙活虎的运动场,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年轻的心。特别是来自四川各地以及部分来自北方的同学们,给我带来了与我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我和几个从中学刚毕业的同学一样,在这些年岁都可以做我的叔叔的同学面前,显得幼稚青涩,无论是在生活阅历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刚开始似乎都难以与他们达成对话。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就是为了国家的“ 四个现代化”建设好好学习。正是怀抱这样的目标和理想,我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逐渐形成了“苦七七,读七八”的风尚。这里的“ 七七”就是比我们早半年入学的1977 级同学,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基本上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广阔的农村大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重返课堂对他们来说既是来之不易的机会,也是迎接知识洗礼的挑战,所以,读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而对于1978 级的我们而言,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同学是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再次尝试而进入大学的,但与1977 级相比,我们似乎多了一些学习的耐心和勇气,却也少了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思考。读书和学习,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人生头等重要的任务。直到毕业很久之后,我的同班同学还回忆说我当时的学习状态犹如海绵吸水,如饥似渴。现在想来,也正是当时努力学习的劲头,才培养了我今天阅读的习惯和思考的方式。
我入校时头两年所读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后两年进入哲学师资班学习,系统学习了哲学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无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通识学习中还是在哲学师资班的专业学习中,广泛了解人类历史上的思想理论,学习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知识,成为我基本的学习态度和方式。我经常与现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的同学们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最大特点是满足了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即知识的通识性和思想的广泛性。 大学中学习的专业理论和技能,也许会在学生们走出校门进入工作后被更新或丢弃, 但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会使同学们受益终身。 这些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当而且能够提供给同学们的最大财富。 现在国内大学开始推行的 “PPE” 专业, 即 “哲学、 政治与经济” , 其实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专业学习还需要上通历史, 下达现实, 古今中外, 天文地理, 无所不包。 也正是这样广博的学习内容, 形成了我在后来专业研究中视野开阔, 思维缜密, 分析入微, 论证有据的特点。 应当说, 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培养了广阔的思想情怀, 训练了敏锐的思维能力, 这些对我后来的学习和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进入母校的哲学师资班学习开始, 我进入哲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已近40 年, 其中没有任何改弦易张, 不忘初心, 坚持当初的专业选择, 持之以恒地在自己所选的领地耕耘, 这是我多年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则。 2010年起, 我调任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应当说, 这个工作岗位的变化也让我进入了学术生命新的历史时期。 首先,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时, 是以研究工作为主, 有时也会到大学里进行学术演讲和交流。我之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对学校的教学工作也有一些初步的经验, 但重返校园后, 我还是有不少全新的感受。 大学以教书育人为主要工作内容,学生是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 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 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这些逐渐成为我的工作指南。 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曾有不少人询问, 对我的工作岗位变化有何感想? 我想, 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独思冥想的研究者变成了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者, 我为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呈现于课堂而感到欣慰, 我也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学生们进行思想交流而感到高兴; 其次, 我来到的是中国最高水平的师范大学, 从事教师教育工作也正是我最初的人生理想。 想当初,我选择到母校读书, 心中始终怀有成为人民教师的远大理想, 看现在, 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成为了一名师范大学的人民教师。 从四川师范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 经过了 30多年的风雨历程, 终于使得我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是紧张而有序的, 忙碌而丰富的, 我对所有学生投入的精力远远多于对自己的孩子, 对教学的投入多于研究的成果。 我相信, 付出就有回报, 给与就有收获。 从同学们给我的全五分教学评价中, 我感受到了大家的热爱和支持!
在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中,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还是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在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的教育事业可谓百废待兴, 许多教学工作都缺少专业老师, 一些老师是临时从外地抽调回来的, 一些老师则是边教边学。 但承担我们专业主干课程的老师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 对自己所教授的内容也是了然于心, 所以都能很好地引导我们逐渐步入思想的殿堂。 我记得, 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孙海根老师, 教授科学社会主义的程思进老师, 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周刚老师, 教授西方哲学的姚定一老师, 教授现代西方哲学的骆天银老师等等, 他们都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好的老师。 孙老师给我们讲授黑格尔哲学, 让我了解了思想的深刻和理论的厚重; 程老师讲授的科学社会主义, 让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 周老师的政治经济学, 让我惊奇于经济生活的智慧; 姚老师的西方哲学史, 则让我感受到了理智的魅力; 骆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 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道道大门。 所有这些课程以及其他的专业课程, 都很好地帮助我很快进入哲学专业, 让我在思想的长河中遨游, 在概念的辨析中识别方向。 当然, 除了专业课程的老师之外, 班主任张紫仙老师和政教系办公室的所有老师都对我们关怀备至。 特别是张老师, 当时非常年轻, 有不少同学都年长于她, 但她非常认真负责, 全身心投入到管理班级的工作中, 是我们这些小同学的大姐姐。 她不仅是一位负责的老师, 更是所有同学的贴心朋友。 我们毕业后的几次同学聚会, 大家都邀请她参加, 她看到我们的成长进步也非常开心快乐!
在所有这些老师中, 我特别应当感谢的是骆天银老师。 骆老师是我进入现代西方哲学的引路人。 记得当年骆老师专赴上海复旦大学求教于刘放桐教授,又到北京、 河北等地参加现代西方哲学的专题学习, 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学习全新的知识, 领会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 实属不易。 不仅如此, 他还在学习完成后,立即返回学校, 向我们传递了最新的哲学思想, 以精炼的语言和流畅的脉络, 把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流派和思想观点介绍给我们, 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 这也促使我选择了现代外国哲学专业作为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方向。 骆老师得知我的选择后非常支持, 他还主动向我提供了许多参考文献, 毫无保留地把他自己的学习材料提供给我使用, 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毕业时, 我的论文题目是 《论杜威的五步说》 , 骆老师是我的论文指导教师, 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写论文, 如何分析材料, 如何形成观点, 如何分析论证等等。 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 我的论文完成得非常顺利, 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 1982年, 我们毕业时正值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西安举行年会, 骆老师还把我的论文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大会。 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来说,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虽然我后来没有参加那次会议, 但我的论文被收编于大会论文集中, 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 正是在骆老师的大力推荐下, 我选择报考了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 跟随车铭洲教授学习分析哲学。 当我到南开大学报到后,车老师告诉我一个秘密: 正是由于骆老师的热情推荐, 他才在名额已满的情况下破例招收了我。 从川师到南开, 这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决定了我后来的事业发展方向。 所以, 我始终对骆老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虽然我后来从南开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和工作, 但无论我走到哪里, 无论我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什么成绩, 我都会把母校和恩师的培养摆在第一位!
母校虽坐落西南之屿, 却心系世界之巅, 尤以特色学科见长。 我早在就读期间就知道, 母校在理论物理学、 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美学等人文学科领域, 成绩卓著, 名扬海内。 我曾在校聆听了物理学教授讲授超导理论, 至今对该理论记忆犹新, 在后来的学习中仍不断关注。 中国古典美学教授皮朝纲更是大名鼎鼎, 影响了好几代川师学子。 这些都使得我始终对母校肃然起敬, 怀念不已。
在母校 72 周年生日即将到来之时,我祝愿母校未来的发展蒸蒸日上, 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对外交流、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取得更大成绩, 在 “双一流” 建设中再铸辉煌!
母校生日快乐!
(作者系我校政教系 78 级校友、 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文章根据有关采访内容改写而成, 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