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胡适先生。他(1891—1962)是安徽绩溪人,著名学者,先后获哈佛、牛津等著名大学授予32个名誉博士学位。此尊荣,乃中国第一人。1917年至46年,他先后任北大教授、文学院院长、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是白话文即现代散文有关理论最早较为系统提出、阐述并实践者。一个世纪过去了,回眸此文体的发展,他的贡献,功莫大焉。
随“五四”运动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白话文写作为突破口或切入点的、文学复兴的全面展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乃当事者。从严谨意义上,它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直接启动的,而首推之灵魂人物,或称力主白话文即现代散文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宗师,应是胡适。
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见之,则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须之利器,可断言也。”此篇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影响中国文化史至深至远之文。文学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现代散文语体方面,他提出了“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求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于今天看来,似很平常,却是打破了晚清以来虽有梁启超等人“文界革命”倡导的“新文体”、但未根本改变的“文言体”束缚,成为“五四”时期掀风起浪的白话文运动“第一炮”,故不愧为“首开风气”者。他身体力行,于1920年率先写出了白话诗《尝试集》,随之冰心、沈尹默、俞平伯、郭沫若等新诗作者纷纷涌现。实际上,1916年10月,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已提出了文学堕落之因乃“文胜质”,即有形无神、貌似神亏;要注重文中之意、文学之质和形式内的精神。此实乃“八事”的雏形。1918年4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将“八事”改为“八不主义”,彼此的内容、精神虽无大异,但姿态愈加激进,言辞愈加厉声。此外,还提出了五条要求:有话可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写);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此五条,如今看来,似很平淡,但在当时,可谓之对现代散文语体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它影响了众多的散文家,经过努力,彻底打破了在散文创作上文言体的束缚,即文字与文学精神的两重桎梏。
其次,在散文观念上,他提出了重应用、讲文采、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他自己的述学、论理文章和散文作品,正是此观念的实践体现,被朱自清赞为“受梁启超先生‘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散文观念和上述语体论,最早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发展,指明了路向,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实乃功劳不菲。
二
胡适的著作颇丰,例如《胡适文存》三集,每集四册,论说、纪游、写人、书简、自传等等,均在其内。他文章的笔路清通、笃实,语句朴实、条畅。散文是如此,在早期的白话文中自成一体,独创一格;偏于说理、阐释文学改良主张的文章亦如此,免了干瘪、枯涩。这正如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说:“一切语言文字,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更是文学。”由此,他立言颇慎,从不轻率为文,即如其《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的:“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劲的文章。”
他的文学写作,有诗有剧本,但最多最好的是散文。前面所及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皆不乏散文笔调。更有讽刺文《差不多先生传》(1919),纪游《波士顿游记》(1917)、《纽约旅行》(1915)、《南游杂记》(1933),传体文《四十自述》(1931)、《张伯苓先生传》(1947)、《追悼志摩》(1930)、《我的母亲》(1930)等等,计数百篇,皆是散文体裁。试举例作以品赏。
《差不多先生传》堪称其代表作之一,所写“差不多先生”并非实际存在于世间,而是凭作者的意向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以此寄托其反对“差不多”、主张认真不苟的思想。但在行文中,并未将此思想挑明点破,而是让读者去领会,去认识。或可说,它像小说,亦像寓言,而实为一篇讽刺散文。“差不多先生”写得比世间 实有的人物还具有真实性,原因在于作者抓住了他与世间人物相似、相近、相同的言行、思想和影响。这是一种文学虚构能力的体现。例如:他“人人皆晓,处处闻名”,“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其根本思想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此思想,颇有影响,令“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因此,他非孤立存在,具有社会性,于国于民均有害;若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中国不就了一个懒人国了?”“差不多”,实乃“差得多”,如俗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故文章具有明显的警策意义:唤起民众,不可大而化之与怠惰,这于中国才有希望。一百年前的作品,今天读来,仍有鲜活感与一定的现实意义。此文对人物的叙写很成功。开篇即写“差不多先生在中国最出名”,籍贯“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接着写其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但双眼不很明,双耳不甚聪,鼻子于气味、嘴巴于口味都不讲究,记性欠精明,思想欠细密;再写由此动辄产生错误判定,比如,说红糖白糖差不多、陕西山西差不多,“千”和“十”差不多(只一小撇),等等;末了写他死后众人的反映——夸他“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并以之为“榜样”。通过直接介绍、讲述故事、描写言语和众人的反映,将人物的性格、形象,具体、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又如《追悼志摩》,是抒情性极强的一篇散文。胡适与徐志摩同为留美学生,皆受英、美文学的熏陶,政治理想、文学主张,大体相近。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乘运邮件的飞机从南京回北平,在济南附近上空,因大雾弥漫,触山遇难。他得知噩耗,痛惜至极,写了此文以追悼、赞颂其信仰与为人。文笔情意深切、真挚动人。行文特点是:先引其诗作《再别康桥》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一片云彩。”以写他“这回真走了!是死在一个猛烈的大震动那烈焰里!”“这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是一片可爱的云彩”。深切地寄托了悼念之情。次引用他未问世的信件,以证明其为人处事之端正,显得客观、求实。总之,于抒情中,不乏论证;文句明白如话,不事藻饰。
另有《我的母亲》,是一篇以叙事为主的带传记性的散文。作品写母亲对“我”的关爱、教诲,内中含目的、方法和态度,充溢着对她的尊爱与感恩之情。此情的表达是从叙事中显现出来的,即“情随事现”。胡适四岁丧父,由母亲关爱、抚养长大,故对她百事遵从,在爱情、婚姻上更是屈服于她,与“母之命”的江冬秀结婚,以博得母亲的欢心。如此牺牲自己抗争“吃人礼教”的信仰,从行文中全可理会其缘由来。他母亲23岁即守寡,且是“续弦”的当家后母,所受压力和艰辛极大。童年与之相依为命,这在他心灵深处,沉重地存在着。她教子有方,严慈兼具,而且重以身教 ;她仁慈、温和,与人为善,但又刚气、自尊,不受一点人格的侮辱,不畏邪人、邪言、邪事。这于胡适从童年至成年的成长过程中,受益匪浅,故感慨道:“如果我学了一些好脾气,学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能宽恕人、体谅人,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他近13岁时离开母亲,后来说,除自己好学勤读外,“究竟给我一点做人的训练,恩师就是我的慈母。”写此文时,胡适已是知名学者,但未忘慈母之恩,充满敬意,这是难能可贵的。写作方法上,文章运用了衬托手段即写此以托彼——从多个侧面表现母亲仁慈、宽厚,气量大、能容忍的性格,而未直接描述。
胡适力主“白话”、“活文字”写作,以上文例,乃其代表作。它们皆显现出语句平易、朴实,表述清明、通脱,为现代散文之首创者,体现其“大胆的创造力”(梁启超)。究其源,正如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而逝,林语堂的悼念文章所赞:“他是一代硕儒,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尤其如此,他的论文、散文,有着深且新的内涵与神髓,以及大众化的表述形式。(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