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不光教会你从蹒跚起步到学会走路、从呀呀学语到学会说话,而且是教育孩子从小懂得道理、学会做人的引领人。现在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什么立言垂训要后代遵循的家诫、家规,但教育后代子女,父母的表率和模范作用体现出对家教和家风的重视。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训、家诫之类的,但自感也有严厉的家规,那就是大人不会做的事情,做儿女的绝不能做。
父亲是教师,他于我的榜样垂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不虚度年华,不误人子弟,把毕生精力和全部时间都放在教学工作上,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父亲的言行举止对于我们子女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珍惜时光,我们就知道时间是有限的、宝贵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他勤奋读书,我们就明白读书才会明理,才会有所作为;他工作勤勉,我们就知道事业有成必然出于勤奋,一生之计在于勤。
这样一位把当好老师作为毕生追求、奋斗目标的父亲,在经济一点都不宽裕的情况下,用书籍装满了家里的柜子、箱子。父亲把购书、读书作为一生之要务。他说作为教师,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储备才行,而书籍就是“水”的源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父亲除了从书本上获取知识用于教书,还把读书中的感悟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不光在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也在小学生的刊物,如在 《红领巾》 上发表短文。小时候我能读到 《红领巾》、《儿童文学》,也多归功于父亲。
记得一次放学回到家,见父亲坐在书桌前,埋着头不知写什么,桌上堆起厚厚一叠书,有些打开,有些合上,多数书里夹着纸条。我悄悄进了屋,把书包往凳子上轻轻一放,准备溜出去玩,谁知书包没放稳,从板凳上“咚”的一声掉了下来。父亲转过身微微抬起头对我说:“你应该先完成功课,再出去玩。”他牵着我的手使我靠近他的身旁,抚摸着我的头说:“给你买了两本书。”并从提包里取出书来放在我手里。我一看是两本 《儿童文学》,高兴地举起书跳了起来。当时的小学生,除了课本书外,有其它故事书的人很少。实际上父亲希望我们多读书,是想让书中的知识、道理感染和教育我们。
文革是知识文化倒退的时期,家里的境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家里被抄,书橱空空,父亲被抓进“牛棚”。但他仍旧不忘记自己是教师,是儿女的父亲,关心和教育下一代是他的责任。一天,他匆匆回到家,见我无精打采、不知所从的样子,便指着桌上布满灰尘的课本说:“这些书不要丢了,要复习;可以借一本简单通史来读读,了解一点历史。”那时谁还主张读书,谁又有心思静下来学习呢?我这样想。知道父亲挨过批、受过苦,现在刚“解放”,不必与他顶嘴,只是默默地点头不语。现在回忆起当时父亲的话语仍然历历在耳,言犹未绝。谁又理解他当时言语不多的初衷呢?父亲需要我们多读书、读史书,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父亲富有诗人的气质,具有学者的素养。平生于书无不读,于理无不究,勤读书、勤思考、勤动笔是他的习惯,他曾嘲笑不爱读 书 的 人 说:“简 直 不 知 道 他 们 一 天 怎 么过!”父亲从不浪费一点时间,到了晚年更是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贵重。父亲晚年经常住院,可他并不因为住院而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他在医院里还给自己规定:“除倒床外,每天至少读三小时宋元集进行补课,把教学和科研突上去,用自己有生之年为整理古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当我们见到面容苍白、极度瘦弱的父亲坐在病床上看书时,都极力劝阻他,他却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和蔼地笑一笑又继续读书。父亲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晚年身体不好,可为什么他一登上讲台,就全忘了疾病缠身,全忘了体力不支呢?我读父亲的笔记、看父亲的文章、听父亲的教学磁带,更明白了我的父亲。“人生是这样短暂,应该珍惜生命,大刀阔斧做一番事业,怎么可以纠缠在个人的不幸上,用苦语、硬语来发泄个人牢骚,还用哀愁来窒碍读者的心胸视野呢?”(《谈豪放》)父亲确实是这样,在教学中、生活上只字不提在文革中受到的思想和精神的迫害以及物质的损失。父亲是靠对党的忠心,是靠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靠一个教师的责任,完成学校对他的百倍信任,也完成一位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百倍忠诚。我才真正感觉到父亲不仅是一个好老师,而且也是一位好父亲,他对我们子女的爱蕴藏在他的身体力行中,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博大的爱。
在我 29 岁那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第一次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以后都化作对他深深的思念。没有父亲的日子里,他的崇高品德、他的正直为人、他的勤奋钻研,一直激励着我;他遗留下的书籍、笔记本、录音磁带、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件件般般都伴随着我,这些都是我必须努力学习和工作的的原动力。1985年,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教师节,我在 《四川师大报》 第一次发表了散文 《我的老师》,我把父亲比作老师,就是对我父亲的一种颂扬。
从 1978年我到川师后开始与父亲生活、工作紧密接触,到父亲去世大约六年光景,但对父亲真正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是在他去世后。他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甚至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党的教育事业上不断追求和完善自我,都是在整理出版父亲 《雷履平先生教学文集》、《雷履平先生诗文集》 的材料过程中断断续续被丰满起来的。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好母亲,她对事公允,勤俭节约,为人诚恳。没有母亲的日子,她的精神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深深地影响着我。
“欲求儿女好,父母表率先”。我的父母做得多、说得少,身教重于言教,这种平易的家风随岁月流逝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我想,这样一个教书人家的质朴家风也会深入影响到我的下一代吧!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