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楚辞研究中,地处巴蜀的四川师范大学堪为一方重镇。中国楚辞研究大家、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即任教于该校,而此次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良智,就是汤炳正先生的学生,也是国内屈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在这次论坛上,熊良智教授以其令人信服的楚辞研究成果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被聘为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8月2日,在论坛闭幕次日,熊良智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祝贺您入选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荷此职任,您在屈原文化研究上有何想法?您觉得屈原文化研究院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展?
熊良智: 首先,我感到很荣幸,并感谢屈原文化研究院给予这样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不仅有利于推进自己既有的屈原文化研究,在屈原文化研究院这个新的学术团队中,也可获得更多的学术滋养与信息,扩展视野,突破个人的局限,提升研究的能力。首届论坛就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学者的参与,并邀请国际著名学者进行的前沿研究的交流,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屈原文化研究走向世界,增强世界的对话与交流,建立中国文学世界话语平台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参与到屈原故里宜昌市与学界共建的屈原文化研究论坛,更有利于学术研究转换到当下的文化建设之中,激发更多的话题、更新鲜的学术研究活力。
记者:您是楚辞研究大家汤炳正先生的弟子,您觉得汤先生身上的学术素养体现在哪些方面,您从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熊良智: 很惭愧,虽然当年跟随先生问学,这么多年来,却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做出像样的成绩。但是问学中,的确受到不少教益。汤先生一生涉猎甚博,但主要成就则在古汉语和楚辞研究。古汉语研究集中在《语言之起源》论文集中,先后收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包括文字、声韵、语言相关十三篇学术论文,最有影响的却是楚辞研究,先后出版《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楚辞今注》等。
汤先生治学,主张求新以求真为宗旨,抓根本性的学术问题,认为“能解决几个历史性的重大问题,才算是对学术有贡献”。汤先生特别擅长利用文字、声韵、训诂方法,解决古籍中的疑难。因为中国的文学遗产,是根据中国独有的语言文字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选择的突破口”。而且,他告诉我们:“凡治学,宏观问题必须从微观着手,否则,无征不信,难以成说。”但是,汤先生研究又不会仅仅停留在微观的层面,而是与宏观问题结合起来。比如,《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通过“赤蚁若象,玄蜂若壶”的描述,“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玄鸟致贻,女何嘉”的神话演变与这些虫鸟读音变化关系,提出“神话的分化、融合,神话的社会化、历史化等等,在不少情况下,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这已带有一种理论揭示的意义。当然擅于利用出土文献,新材料,新结论,也是汤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
记者:您觉得屈原作品中的“香草美人”传统是如何产生的,其独特意义又是什么?
熊良智:“香草美人”的描写在《诗经》中就有了,但是却由屈原开创成为独特象征体系,这里有灵巫文化历史语境中的香草习俗,更融铸了楚人远古残留的原始意象,构成香草—美人—男女—君臣的系统。香草以其香洁为美人所爱所佩,正如仁人智士因其贤能为君王所选所用,男女怀人的相思相怨,与君臣的疏绝遇合,有着先天的同构。诗人借助“香草美人”的象征,叙写抒情主人公的人生遭遇,集中表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在疏绝的政治困境中,如何寻求相知相通,寻求君臣知遇的人生途径,构筑成一套典型的政治隐喻系统。这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共鸣,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书写的原型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者:您对楚辞传播领域有专门研究,请问,我们今天应该对屈原作品有一个什么样的总体认识?
熊良智:楚辞是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创作的诗歌,流传至今两千多年。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屈原光辉峻洁的崇高人格,心系祖国的家国情怀,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当然也有作为第一个文人诗人“自铸伟辞”的文学创造。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推进屈原文化研究。这就是传播,也就是接受,而接受意味着认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楚辞是在传播中形成的。每一个时代,甚至不同的人们,都可能对屈原楚辞作出不同的阐释,这反映的正是这一时代,或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选择,一部楚辞学史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是历史的继承,也是现实的构成,更是经典永恒的价值。
记者:怎样理解《文心雕龙》上所说的“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熊良智: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这是刘勰以《离骚》为代表,对屈原在中国文学开创性贡献的高度评价,“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虽然“宗经”,却有所突破,将《辨骚》安排在“文之枢纽”的第五篇,称“变之骚”,更突出的正是屈原创作的“变”,开辟了一条不同于经的新的文学道路和传统。并且强调作家主体的价值和地位,这又是和刘勰时代的文学思想密切相关的。
记者:在此次论坛上,您提交的论文是《阜阳汉简楚辞的时代与楚辞成书》,此文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熊良智:通过考察阜阳汉简楚辞残片《涉江》“不进旑奄回水”中“旑”字在今本写作“兮”字,包括同墓出土的赋体、《诗》,以及近年先后出土的郭点楚简、马王堆帛书、上博简相关文献,都共同存在将“兮”字写作“旑”“㫊”“猗”“呵”“可”“也”等不同的形体。反映出楚系简帛文献这类用例的普遍性,其中一类就是“由假借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的现象。“兮”字正是假借歌部的同音关系,听音为字,分别记作“旑、㫊、猗、呵、可、也”。因而作为“楚系简帛中有特色的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反映了“书同文”以前的时代,楚系文献的书写特征。阜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阜简楚辞虽只有《涉江》残片一字作“旑”,但与同墓出土的赋作“旑”、《诗》作“旑”“猗”“㫊”“也”一样,体现了战国时代楚人“兮”字的习读用法与书写习惯。因此,我们认为阜阳汉简楚辞残片也应该是战国时代楚人流传下来的文化遗迹。
人物名片:熊良智,四川金堂县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哲学社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扬雄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出版过《诗经》选读、《楚辞文化研究》、《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楚辞集解》点校,《文子考论》、《礼记与中国人的生存与理想》。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汉籍的文明与传播研究》等著述十余种。
原文网址:http://news.hubeidaily.net/hubeidailyshare/#/news_detail?contentType=5&contentId=1017363